1897年1月17日，湖南浏阳人谭嗣同完成了他的重要哲学著作《仁学》。这部书从1896年便开始撰写，历时一年有余，全书共两卷，约五万多字。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列强环伺，割地赔款接踵而至。谭嗣同深感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在忧愤之中写下了这部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思想巨著。书中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学说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为维新变法提供了激进的理论基础。
《仁学》的核心哲学概念是”仁”和”以太”。谭嗣同认为，世界的本体是”仁”，”仁”是万物之源。但这个”仁”已经不是传统儒家伦理意义上的道德范畴，而被赋予了宇宙本体论的内涵。谭嗣同借用当时西方物理学中流行的”以太”概念，来解释”仁”的物质基础。他认为”以太”构成万物的本质，充满宇宙之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都是从”以太”派生出来的。”以太”本身”不生不灭”，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这种哲学观点具有鲜明的唯物论色彩，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直接批判了当时顽固派所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
在政治思想上，《仁学》表现出极为激进的反封建立场。谭嗣同猛烈抨击”三纲五常”，指斥两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是一切罪恶的渊薮。他写道：”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他宣传”君末民本”的民权思想，认为”君”不过是”民”根据需要所共举，如果君主不能为百姓办事，人民就有权废除他。这种思想直接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谭嗣同还表同情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痛恨曾国藩及湘军的暴行，这种立场在当时的士大夫中是相当罕见的。
“仁以通为第一义”是《仁学》的另一个核心命题。谭嗣同认为”通”是”仁”的根本属性，具体表现为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我通。”通”的标志是”平等”，平等就是”通”。他在《仁学界说》中一连用了十七个”平等”来说明平等与通的关系。从平等的观念出发，他主张废除五伦中除朋友之外的其他四伦，因为朋友一伦具有平等、自由、节宣惟意三个特点，其余四伦则充满压迫和不平等。他还特别强调”人欲”的自然性和合理性，宣扬”天理即在人欲之中”，认为只有反映了人欲的天理才是正确的。这种强调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的呐喊，在当时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社会，无疑是投向旧思想界的一把匕首。
《仁学》在经济思想方面也有独到见解。谭嗣同认为中国摆脱贫困落后面貌的关键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他主张政府应允许资本家自由设厂、开矿、通商贸易，广泛使用机器生产，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文化方面，他倡导兼学西学，裨实用，主张打破传统学问的门户之见，广泛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谭嗣同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西方近代思想结合起来，试图为中国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新路。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有其积极意义。
谭嗣同的生平本身就是一部与《仁学》思想相互印证的传奇。他1865年出生于湖南浏阳一个官宦家庭，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然而，谭嗣同并没有沉溺于优渥的生活，而是从小表现出对社会的深切关怀。他博览群书，除研习儒家经典外，还广泛涉猎佛学、道教和西方自然科学。甲午战争后，他深感民族危亡，在浏阳率先创立学会，主张”兼西学””裨实用”，倡导新学。他后来参与开办湖南时务学堂，编辑《湖南新报》《湘学报》《湘报》，积极宣传维新主张。在《仁学》的写作过程中，他正是将多年的思考和读书心得融会贯通，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哲学体系。可以说，《仁学》是谭嗣同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为维新变法准备的思想武器。
1898年，谭嗣同应光绪皇帝之召入京，被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成为戊戌变法中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起，积极推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改革。然而，变法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很快遭到反扑。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海外，谭嗣同却拒绝了友人劝他逃亡日本的好意。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与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六人一同在北京菜市口英勇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就义时年仅33岁。他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仁学》中”冲决网罗”的激进主张，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的政治牺牲者之一。临刑前，他写下了著名的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这种视死如归的气概，至今令人动容。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深情回忆了这位挚友的生平，将他的思想和事迹传播到海内外，使谭嗣同成为维新变法运动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谭嗣同就义后，1899年和1901年，梁启超等人先后将《仁学》刊登在日本东京发行的《清议报》和上海发行的《亚东时报》与《国民报》上，这部沉寂已久的著作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它立即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维新派中最激进的理论宣言，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思想解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谭嗣同本人于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拒绝逃亡，慷慨就义，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仁学》中”冲决网罗”的激进主张。他在狱中的绝命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至今仍激励着无数后人。可以说，《仁学》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更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最深沉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