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一段被搁置五年的外交历程
1955 年 1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本该是新中国建国初期一段顺利的外交历程,却因苏南关系恶化,被搁置了整整五年。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但建交谈判却因复杂的国际共运格局而延宕多时,直至斯大林逝世、社会主义阵营调整对外政策后,才最终实现。
## 一、最早承认新中国却迟迟未建交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向各国政府公告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1949 年 10 月 6 日,即中苏建交后第三天,南斯拉夫代外长乌拉地米尔·波波瓦克致电周恩来外长,表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建立及中央人民政府之组成。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传达南斯拉夫人民愿同中国人民建立友谊关系之愿望,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已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然而,这封向新中国表示友好的电文发出后,却犹如石沉大海。中国政府既没有复电表示赞成或拒绝,也没有复电表示收到此电,甚至在政府文件和新闻宣传报道中列举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时,也没有提及南斯拉夫的名字。
## 二、搁置背后的苏联因素
这一特殊现象的背后,主要是苏联因素的存在。1948 年 6 月,苏南两党矛盾激化,苏共操纵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做出了开除南共的决定,南斯拉夫被彻底孤立起来。斯大林指责南共领导人有反苏情绪,是”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以从事”间谍与破坏活动”为名驱逐南外交官员。
而此时,成立新中国的问题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迫切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毛泽东也正积极要求访苏。但南共对苏共的反对,使本与毛泽东存有芥蒂的斯大林更加怀疑毛泽东可能是又一个铁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代表。
为了表明立场,打消苏联方面的疑虑,寻求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中共尽管当时对苏南冲突的真实情况并不甚了解,还是怀着对苏共权威地位的信任,迅速做出响应,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的决议。1948 年 7 月 10 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11 月 7 日,《人民日报》再发表刘少奇的署名文章《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
1949 年中期,南斯拉夫为顶住苏联联合东欧国家对其不断施以的强大压力,不得不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发展贸易,争取援助。这在苏联看来却是更为严重的”背叛”,苏南两党冲突愈演愈烈,两国关系也彻底恶化。
在此背景下,新中国政府迫不得已对南斯拉夫表示建交意愿的电文采取了”无为”之道,两国也就此处于隔绝状态。
## 三、斯大林的逝世与苏南关系的解冻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主动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以恢复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南斯拉夫也希望结束与苏联的多年对抗。6 月,苏南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同时,南斯拉夫也从不同渠道试图与中国方面建立联系。尽管 1954 年初铁托曾言南无意建议与中国交换使节,因为南”不想再碰壁了”,但南仍希望利用一些外交场合向中国传递建交的重要信息。
1954 年 10 月 1 日,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国庆宴会,邀请了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 7 个未建交国家的使馆高官。南代办在告辞前与王幼平大使有一席长谈,数次表示,虽然南斯拉夫承认中国这样久了,但至今未得到回复。
10 月 2 日,王幼平向来访的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麦尔尼考夫谈及此事,苏大使认为南代办的话是代表其官方的,建议”把南斯拉夫从美帝阵营拉出来”。次日,王幼平在发给国内的电文中,建议”我政府似应早日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12 日,外交部回电指示”目前我与南斯拉夫正式建交并互换使节条件尚不成熟”,同时要求”今后在一般社交场合应积极展开活动,继续与其接触”。
## 四、建交谈判与最终实现
1954 年 10 月 6 日,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使馆建军节招待会上,南斯拉夫驻苏大使又向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提出南政府与新中国建交的愿望。当日,张闻天发出两封电报致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央,建议外交部同意与南建交,并陈述了理由。
10 月 18 日,中央回电表示同意,并决定由张闻天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进行建交谈判。但开始谈判前,须先见莫洛托夫同志一次,通知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将采取的行动。
在与苏联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并与南方多次协商后,1954 年 12 月 14 日,周恩来外长致电南斯拉夫外长,”基于贵我两国具有建立和增进双方友好和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955 年 1 月 2 日,南外交秘书长复电确认,这一天成为中、南两国正式建交日。中南双方的首任大使伍修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波波维奇(曾任驻苏、驻美大使,时任南议会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分别于 1955 年 5 月、6 月到任。
## 五、历史的反思与启示
1956 年 9 月 24 日,毛泽东主席在与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不过,”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毛主席认为,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
中南建交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能脱离国际共运的整体格局,但也不应完全受制于他国的立场。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南斯拉夫建交问题时,既要考虑与苏联的同盟关系,又要维护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原则。这种平衡,既体现了新中国外交的复杂性,也展现了老一辈外交家的智慧与远见。
中南建交之后,两国外交关系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为后来中欧、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建交开创了良好的范例。这一历史进程告诉我们: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尊重与朋友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