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8年元旦，伦敦出版商约翰·沃尔特将他创办于1785年的《每日环球纪录报》改名为《泰晤士报》（The Times）。这一天通常被视为《泰晤士报》以现名面世的日子。报纸诞生之初，英国报界仍充斥着政府津贴和党派攻讦，沃尔特却试图办一份靠读者和广告生存的独立日报。这个念头在当时并不寻常，因为当时大多数报纸依附于政党或权贵，靠津贴过日子，独立性无从谈起。沃尔特想做的，是一份不必看主人脸色、只向读者负责的报纸。
沃尔特早年经营保险业失败，后来买下一种名为“logography”的排版技术专利，并以此为基础开办印刷厂。1785年1月1日，《每日环球纪录报》创刊，内容以广告和国内外简讯为主，售价不低，发行量有限。三年后改名时，沃尔特已经意识到，一份报纸要在伦敦立足，必须提供别处得不到的消息。他把目光投向海峡对岸的法国，在巴黎等地建立信息网，使《泰晤士报》在欧洲大陆政局的报道上抢得先机。1790年代，法国大革命的动荡经《泰晤士报》传回英国，政界和金融界人士开始把这张报纸当作每日必读。沃尔特本人曾因一篇诽谤性报道被判处十六个月监禁，关在纽盖特监狱，但报纸的声望并未因此受损，反而因敢于批评权贵而更受读者信赖。
1803年，老沃尔特将报纸交给儿子小约翰·沃尔特。小沃尔特接手后，彻底切断与政府的经济联系，使《泰晤士报》成为英国最早实现财务独立的大报之一。他高薪聘请能干记者，建立驻外记者网络，并在1814年引进弗里德里希·柯尼格发明的蒸汽滚筒印刷机，大幅提高印刷效率，使报纸能够快速印出大量副本供应全国。1815年6月，威灵顿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消息由《泰晤士报》率先见报，比官方渠道更早。当时人们形容，《泰晤士报》驻外记者的分量“堪比第二大使”。报纸在国外的影响力之大，以至于驻外记者的报道常常左右英国公众对外交事件的判断，甚至影响外交大臣的决策。
19世纪上半叶，《泰晤士报》进入编辑黄金时代。1817年至1841年，托马斯·巴恩斯担任总编辑；1841年至1877年，约翰·德莱恩继任。两人坚持独立评论，不迎合公众，也不屈从权贵。报纸派遣W·H·罗素报道克里米亚战争，开创了战地记者这一职业。罗素关于英军后勤混乱、士兵伤亡惨重的报道，直接推动了国内改革，也迫使军方改善前线医疗。美国内战期间，《泰晤士报》公开反对蓄奴制，林肯曾评价：“除密西西比河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拥有《泰晤士报》那样强大的力量。”这句话后来被反复引用，成为这张报纸影响力的注脚，也说明了它如何在跨大西洋的政治议程中扮演角色。
1847年小沃尔特去世时，《泰晤士报》发行量已达三万多份，超过伦敦其他大报的总和。但1850年代廉价“便士报”崛起，《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以低价冲击市场，《泰晤士报》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1908年，北岩爵士收购该报，发行量一度从三万份跃升至三十一万份。1922年阿斯特家族接手，1930年代因支持对德绥靖政策而留下污点，其驻柏林记者的真实报道被改写以迎合绥靖立场，成为报史上一处难以洗刷的污迹。1966年，加拿大出版商罗伊·汤姆森购入《泰晤士报》，同年开始在头版刊登新闻，结束了头版只登奢侈品广告的传统，报纸的面貌为之一变。
1981年，鲁珀特·默多克以1200万英镑收购《泰晤士报》。他撤换老编威廉·李斯-摩格，任命哈罗德·埃文斯推动技术革新。1982年，报纸采用电脑排版和激光照排，印刷部员工从375人减至186人。2004年，《泰晤士报》改为小报版式，以适应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并在2008年实现全彩印刷。进入数字时代后，报纸推出付费墙和移动应用，读者结构也随之改变。两百多年间，《泰晤士报》几经易主，从沃尔特家族到北岩、阿斯特、汤姆森再到默多克，其“独立报道、审慎评论”的传统虽屡受争议，却仍被视为英国报业的重要坐标，也被公认为世界上第一份以“Times”命名的报纸，启发了后来无数同名报刊，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
《泰晤士报》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它对殖民地事务的报道上。19世纪，英国在全球拥有广阔的殖民地，《泰晤士报》的驻外记者网络覆盖了印度、非洲和远东，它的报道常常左右英国公众对帝国政策的态度。在国内，报纸与历届首相、大臣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它既批评政府，又能在关键时刻为官方立场提供舆论支撑。这种“独立而不决裂”的姿态，使它成为英国统治精英离不开的喉舌。今天，《泰晤士报》虽不再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它塑造的“记录性报纸”理念——以严谨的采访、独立的评论记录时代——仍被全球新闻业奉为标杆。
在新闻史上，《泰晤士报》的意义还在于它确立了“报纸应当独立于政府”的职业准则。在它之前，英国报纸多半是党派喉舌；在它之后，市场化、专业化的独立报纸成为常态。这种转变，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升级与读者群体的扩大，最终塑造了现代公共舆论的雏形。
回望两个多世纪，《泰晤士报》的兴衰，其实也是纸媒时代的缩影：它见证了印刷术、 telegraph、互联网对新闻业的每一次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