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月2日，来自加纳的科菲·安南正式出任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根据联合国大会1996年12月的任命决议，他的任期为1997年1月1日至2001年12月31日，期满后于2001年获得连任。安南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从联合国内部职员队伍中成长起来的秘书长，也是第一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秘书长；前一任加利虽也来自非洲，却是埃及的副总理，并非联合国体系出身。
安南1938年4月8日出生于加纳。1962年，他在日内瓦以世界卫生组织行政和预算干事的身份加入联合国，从此把大半生献给了这套体系。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他先后在财政、预算、维和行动等多个部门担任要职，曾任职于驻埃塞俄比亚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驻伊斯梅利亚的联合国紧急部队，也曾在联合国难民署、纽约总部担任高级职务。出任秘书长之前，他是负责人道维和的副秘书长，亲历了波黑、卢旺达等危机中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困境。广泛的实务经历，让他对联合国的运转肌理了如指掌，也让他比任何前任都更懂这套机器的缝隙与卡点。
上任第一天，安南在秘书处大楼前受到联合国仪仗队的迎接，许多工作人员自发聚集欢迎这位熟悉的老同事、老上级。他在讲话中说，这是他就任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感觉「好像第一天上学」。他也提醒各会员国履行对联合国的义务，暗指美国等国拖欠的二十多亿美元会费——解决会费问题，是新秘书长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他随即任命行政办公室7名主要官员，并要求原先在秘书处工作的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辞职，以便人事安排上有更大回旋余地。
安南的任期恰逢世纪之交。他上任后着手振兴联合国，任命首位常务副秘书长，推出保护举报人政策、设立道德操守办公室，并对维和行动进行改革，成立审查维持和平行动的专门小组。2000年的千年首脑会议上，在他倡议下，各国领导人承诺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以对抗贫困，相关目标后来被纳入「千年发展目标」。2001年，安南与联合国一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他还推动成立了建设和平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发起「全球契约」倡议，并促成会员国接受「保护的责任」理念，在防治艾滋病、反恐等领域也频频发声，拉近了联合国与民间社会、私营部门的距离。
外交舞台上，安南同样身处风暴眼。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他公开表示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对伊动武「不符合《联合国宪章》」，这一立场使他与美英主导的战争阵营形成张力；卸任后他更直言伊拉克战争「非法」。在苏丹达尔富尔、叙利亚等热点问题上，他多次委派特使斡旋，并主持「安南计划」试图为叙利亚危机寻找出路，尽管成效有限。2006年卸任后，安南仍活跃于国际公共事务，关注非洲的人权、法治与发展，并曾出面调停肯尼亚等的政治危机。2017年8月18日，他在瑞士逝世，享年80岁。联合国称他是「一股向善的引导力量」，是「非洲骄傲的儿子，和平与人类的捍卫者」。从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名年轻干事，到执掌整个联合国，安南的一生几乎与战后国际组织的理想紧紧绑在了一起。
安南的秘书长生涯，也见证了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升温。他任内积极推动联合国与中国在维和、发展、人权等领域的合作，曾多次访华，并在任期内促成联合国系统对华援助向技术合作转型。2001年北京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他也公开表示祝贺，认为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可。在涉及台湾问题上，安南延续了联合国的一贯立场，始终确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无权加入联合国。
卸任后的安南并未远离世界政治的中央。他出任联合国与阿盟联合特使，试图为叙利亚危机斡旋；又牵头「非洲进步小组」，为非洲的发展与治理建言。2012年，他曾在演讲中提醒世人，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贫富差距与治理失灵正在侵蚀人们对国际制度的信任。这些忧思，与他当年在联合国大厦里推动的改革一脉相承。2017年他逝世后，联合国总部降半旗致哀，多国政要发文悼念——一个从加纳小镇走出的青年，最终以「世界公民」的身份长眠。
安南任内还直面了冷战后最棘手的安全难题。1998年，他派特使赴伊拉克核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核查危机中与萨达姆政权反复周旋；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北约绕开安理会动武，安南一方面承认人道干预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坚持行动须有联合国授权，在原则与现实中艰难平衡。他对非洲的关注尤为深切，推动在塞拉利昂、刚果（金）部署维和部队，并创立「强制和平」的新范式。退休后的安南把余生献给非洲与全球治理，主持联合国与阿盟联合特使斡旋叙利亚，牵头「非洲进步小组」为大陆发展献策。2017年逝世后，联合国降半旗，多国政要悼念——一个从加纳小镇走出的青年，最终以「世界公民」的身份长眠。
回到联合国改革的主题，安南任内还有一笔重要遗产：他推动设立了「全球契约」，邀请企业界共同遵守人权、劳工、环保等十项原则，把联合国的价值观延伸到市场之中。这一倡议至今仍是全球最大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网络。2001年，他与联合国同获诺贝尔和平奖，颁奖词称他「为更有组织、更和平的世界不懈努力」。这份荣誉，是对一位秘书长最郑重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