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特罗斯·加利就任：联合国迎来首位阿拉伯秘书长
1992年1月1日，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正式成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开始为期五年的任期。他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位来自阿拉伯国家、来自非洲的秘书长。彼时的联合国，刚刚见证冷战结束、海湾战争与若干地区冲突，正站在一个需要重新定义自身角色的历史关口。加利的上任，恰逢这个全球治理机构从两极对峙的束缚中松绑、试图重塑维和使命的时刻。
## 从开罗学者到世界外交官
布特罗斯-加利1922年11月14日出生于埃及开罗，出身科普特基督徒家庭，本名中的”布特罗斯”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彼得”。他于1949年获得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随后在开罗大学担任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教授长达近三十年（1949—1977）。学者底色之外，他也是外交家、法学家和著作丰富的作家，长期参与国际事务。
埃及的政治舞台是他历练的土壤。1977年10月至1991年，他担任埃及外交国务部长；1991年5月起，出任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1979年至1991年，他是国际法委员会成员；1987年成为埃及议会议员，并从1980年起任国家民主党秘书处成员。在就任秘书长前，他还担任过社会党国际的副主席。如此复合的身份——学者、外交官、议员、国际法专家——使他在国际舞台上兼具理论深度与实务经验。
## 选举过程：安理会推荐，大会任命
加利的当选，遵循了联合国秘书长的标准产生程序。1991年，安理会收到多位候选人提名，包括埃及的布特罗斯-加利、津巴布韦的伯纳德·奇哲罗、尼日利亚的奥卢塞贡·奥巴桑乔等。11月21日，安理会通过第720号决议，向大会推荐加利。12月3日，第四十六届联大以鼓掌通过（acclamation）的方式，任命加利为第六任秘书长，任期五年，自1992年1月1日起。第四十六届联大主席、沙特阿拉伯的萨米尔·希哈比主持了宣誓就职仪式。
这一选举结果具有历史意义：加利是首位阿拉伯人、也是首位非洲人出任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成立近半个世纪后，这个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的行政首长位置，第一次交到了阿拉伯世界与非洲大陆的代表手中。它折射出冷战后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非西方世界在联合国体系中的代表性与话语权上升。
## 上任之际的世界格局
加利履新之时，国际体系正处于剧烈转型期。两年前柏林墙倒塌，1991年底苏联解体，延续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对峙终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达成罕见共识，授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在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将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这是冷战结束后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一次大规模实践，也暴露了维和行动规模与能力的巨大缺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利于1992年6月推出题为《和平纲领》（Agenda for Peace）的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改革与行动蓝图，旨在加强联合国的预防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与冲突后和平重建能力。有评论称该报告”为联合国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为改进联合国的外交、建和、维和铺平了道路。加利以忠实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而著称，他试图将联合国从”大国博弈的舞台”重塑为”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执行者”。
## 任内功过与争议
加利的五年任期，交织着成就与挫折。一方面，他大力推动维和行动扩张，在索马里、前南斯拉夫、卢旺达、柬埔寨等地部署了规模空前的维和部队，联合国在全球冲突管理中的角色空前突出。另一方面，索马里维和行动的失败、卢旺达大屠杀期间联合国反应的迟缓，也使他的领导备受批评。特别是1994年卢旺达百日内近百万图西族及温和派胡图族遭屠杀，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撤离与无力干预，成为加利任内最沉重的阴影。
更富戏剧性的是任期结局。按照惯例，秘书长任期届满前通常会获安理会推荐连任，美国作为常任理事国一般予以支持。但1996年，美国却对加利连任行使否决权，打破了过往默契。加利因此成为首位未能连任的联合国秘书长，五年任期于1996年底结束。美国的态度转变，既源于双方在处理索马里、波黑等问题上的分歧，也折射出超级大国对联合国自主行动的不安。
## 历史的评价
卸任后的加利并未淡出国际视野，他继续以学者和外交家的身份活跃。2016年逝世后，联合国大会专门集会悼念，阿拉伯国家集团代表称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曾经为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世界做出贡献的伟人”。联大发言中提及，尽管有风波，他”仍为我们今天的联合国奠定了基础”，为寻求全球和平与繁荣做出了”深远和不朽的贡献”。
将加利的就任放回1992年的时间坐标：那一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开始走向终结，中东和平进程启动，欧盟的前身迈向深化——世界正处于”后冷战秩序”的草创期。作为这一时期的联合国掌舵人，加利既是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也是大国政治现实的承受者。他推开的那扇门——首位阿拉伯人、非洲人执掌联合国——从此再未关闭，此后的安南（加纳）、古特雷斯（葡萄牙）等人选，延续了秘书长来源多元化、去西方中心化的趋势。
加利本人对这一身份的多元渊源颇为自豪。他常强调，作为埃及人、阿拉伯人、非洲人、科普特基督徒，他的背景本身就体现了联合国的 universal 属性。在任期间，他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非洲的债务与发展问题，主张建立”全球契约”式的多方合作。卸任后，他于1997年出任法语国家组织（OIF）首任秘书长，继续以国际组织领导者的身份推动文化与多边合作。2000年代初，他还参与了国际法委员会与多个国际仲裁机构的工作，将毕生积累的国际法学识回馈于全球治理实践。
将加利的五年任期放回更长时段看，他恰处于联合国从”冷战工具”向”后冷战全球治理核心”转型的阵痛期。他试图赋予这个组织更强的行动力与独立性，却也因触碰大国红线而在连任时折戟。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拉扯，几乎是所有联合国秘书长共同面对的宿命。加利以首位阿拉伯人、非洲人的身份打开了那扇门，而门后的路，仍由后来者继续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