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2日，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正式宣誓就任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任期自1月1日起算，为期五年。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非洲人、也是第一次由阿拉伯人担任这一职务。在此之前，五位秘书长分别来自欧洲、亚洲和南美洲，加利的当选改写了这一延续四十余年的格局——正如他自己的感叹：「这对于非洲是个伟大的日子。」在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中，他流利使用英、法、阿拉伯三种，这在历任秘书长中也是头一个。
加利1922年11月14日生于埃及开罗一个科普特基督徒家庭，家境优渥，祖父曾任埃及首相，父辈中也出过外交大臣、农业大臣。他自幼喜爱读书，1946年毕业于开罗大学，1949年在巴黎大学取得国际法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区域组织。此后近三十年，他在开罗大学讲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并曾赴海牙国际法学院、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与讲学，是国际法学界公认的专业人士，著述颇丰。1973年步入政坛后，他于1977年受命为外交国务部长，1991年5月升任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在萨达特1978年访问耶路撒冷、签署戴维营协议的进程中是重要的谈判参与者，在第三世界积累了广泛人脉，因此有「埃及飞行大使」之称。
秘书长的遴选有一套不成文的惯例，即在各大洲之间轮转。1991年安理会向大会推荐秘书长人选时，除加利外，还有津巴布韦的伯纳德·奇泽罗、尼日利亚的奥巴桑乔等非洲候选人，最终加利胜出；同年12月3日，第四十六届联大以鼓掌方式通过任命，由大会主席、沙特大使萨米尔·谢哈比主持宣誓。加利长期活跃于国际法委员会、非洲政治学会等机构，参加过国际法、人权、非殖民化等众多国际会议，是少有的兼具学者与外交官身份的秘书长人选。
他接手的是一个刚被重塑的世界。1991年底苏联解体，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宣告结束。联合国从美苏相互否决下的「维持和平」角色，骤然转向应对地区冲突、内战与人道危机的繁重任务，维和行动的数量和规模在几年内成倍增长。上任后不久，加利便应安理会要求提交《和平纲领》，就预防性外交、维持和平与缔造和平提出系统构想，试图为联合国重新定位；他还推动秘书处内部改革，强化维和行动部的统筹能力，并起草《发展纲领》关注减贫与人类发展。1995年，他为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做了大量铺垫工作。
他的任期充满波折，几场危机都成了他的痛点。在索马里，1992年联合国授权以美国为首的「恢复希望行动」进驻，次年3月美军在摩加迪沙与武装派别交火，两架黑鹰直升机被击落，18名美军阵亡、尸体被拖过街头，美国舆论哗然并于次年撤出，联合国维和威信大受打击。在前南斯拉夫，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的屠杀中，联合国保护部队未能阻止八千名男性遇害，受到严厉批评。1994年卢旺达百日之内近百万人丧生，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团兵力不足、授权受限，加利事后也承认未能阻止惨剧。这些失败让「联合国能否维和」成为国际社会的尖锐疑问。
加利倾向于强化联合国的独立干预能力，这与当时不愿深度卷入海外事务的美国渐生龃龉。围绕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立场、波黑维和的指挥权，双方矛盾时有公开化。1996年，美国明确反对他连任，加利因此成为首位未能获得第二个任期的秘书长——他本人坚持竞选到最后一刻，认为秘书长的独立性不应被单个会员国左右。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他多次重申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省无权加入联合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本人也多次访华；2016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埃期间还会见了加利等获得「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的友好人士。卸任后，他于1997年出任法语国家组织首任秘书长；2016年2月16日，加利在开罗逝世，享年93岁。这位学者型外交官留下百余部著作，也为「联合国在后冷战时代该往何处去」留下了一份未竟的答卷。
在学术与思想层面，加利的秘书长生涯留下了独特印记。他是少数拥有国际法博士学位、并曾长期执教大学的秘书长，任内还推动《蓝盾计划》等文化遗产保护倡议，强调战乱中对人类共同遗产的守护。他始终认为，联合国不应只是「清道夫」式的维和机构，而应主动介入冲突的根源。尽管这一理念在索马里、卢旺达的挫败中显得理想化，却深刻影响了后来「保护的责任」原则的酝酿。
加利卸任后，秘书长的遴选重回「大国默契」的惯例，继任者安南以更圆融的手腕周旋于会员国之间。但加利那句「非洲的伟大日子」，以及他敢于与唯一超级大国正面碰撞的姿态，始终被许多发展中国家视为独立的象征。2016年他辞世时，从开罗到纽约，人们以不同方式送别这位「非洲的儿子」。他的墓碑上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评语，却标记着一个旧秩序落幕、新秩序尚未成形的年代里，一位学者为国际组织理想所作的孤勇尝试。
加利任内还见证了冷战遗产的清理：他推动联合国在柬埔寨、莫桑比克等国的过渡行动中发挥作用，并促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于1996年开放签署，尽管条约最终未能生效，却体现了他「以规则取代武力」的一贯追求。从开罗的学者书斋到纽约的秘书长办公桌，加利用五年时间把一个正在失去方向感的全球组织重新推向世界舞台中央，也让人记住：国际组织的理想，总需要有人愿意为之撞南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