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1月14日，日本明治政府不等甲午战争结束，便迫不及待地通过内阁决议，单方面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所辖，秘而不宣地完成了对钓鱼岛的窃取。这一天，后来被有识之士称为日本霸占钓鱼岛的“窃取日”。
这一决定的出台，紧扣着战争的节奏。1894年7月，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清军节节败退。到年底，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旅顺陷落，清政府败局已定。就在这样的“有利时机”下，12月27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致函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今昔形势已殊”，提议将钓鱼岛、黄尾屿建立标桩、纳入日本版图之事提交内阁会议。1895年1月11日，陆奥宗光回函表示支持；1月14日，内阁便通过秘密决议，将钓鱼岛（日方称鱼钓岛、久场岛）纳入冲绳县管辖。同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钓鱼岛随之被一并囊括。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钓鱼岛的“先占”主张根本站不住脚。早在1884年，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发现”黄尾屿有大量信天翁栖息，1885年请求冲绳县批准开拓；但1885年至1893年，冲绳县当局三次上书中央政府申请将钓鱼岛等岛划归管辖并建立标桩，日本政府经调查已知这些岛屿并非无主地，外务大臣井上馨更直言“此刻若有公然建立国标等举措，必遭清国疑忌”，因而未敢批准，直到1896年才批准古贺登岛开发。日本所谓“日本人先发现、先开发”的论调，完全不能成立。
钓鱼岛属于中国，有史可凭、有法为据。中国隋朝已发现钓鱼岛，最晚至明代即已利用并纳入海防。1403年成书的《顺风相送》明确记载钓鱼岛；1561年胡宗宪、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1605年徐必达《海防全图》、1621年茅元仪《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等，都将钓鱼岛纳入浙江、福建抵御倭寇的海防前沿。明清两代先后二十四次派遣册封使赴琉球，以钓鱼岛为航海标识，并划定赤尾屿以东为中日分界；清代《重纂福建通志》更明确记有“钓鱼台”。1940年，同在日本人管辖下的台湾与琉球争夺钓鱼岛，东京法庭判决钓鱼岛归属台湾。
根据国际法，“先占”的对象只能是无主地，而钓鱼岛自古是中国领土，日本的“先占”从前提上便不成立。二战后，《开罗宣言》（1943年12月1日）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归还中国；《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投降书》（1945年9月2日）明文接受上述公告。据此，钓鱼岛作为台湾附属岛屿一并回归中国。
1951年，美国等国与日本签订片面的《旧金山和约》，将琉球交由美国托管；1953年美国擅自扩大托管范围，把中国钓鱼岛裹挟其中；1971年美日“归还冲绳协定”又将钓鱼岛列入“归还区域”。这种私相授受中国领土的行为，中国自始坚决反对，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重申，日本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2012年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更是公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无论日本采取何种单方面举措，都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历史不容篡改，国际法不容践踏，日本漏洞百出的“先占”谬论可以休矣。
综观钓鱼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日本“先占无主地”的说辞在史实与法理两个层面都无法自圆其说。史实上，中国对钓鱼岛的发现、命名、利用与管辖至迟可追溯至明代，比日本人所谓的“发现”早出数百年，历代舆图、针路簿、册封使录皆有明确记载，钓鱼岛从来就不是“无主之地”。法理上，日本恰恰是趁甲午战争清政府败局已定之机，以内阁密议的方式偷偷窃取，且事前明知这些岛屿并非无主地而刻意隐瞒，这与国际法所要求的“公开、和平、持续”的先占原则背道而驰。窃取行为本身，就宣告了其主张的非法。
二战后的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更从根本上确立了钓鱼岛回归中国的法律依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明确规定日本必须归还窃取自中国的领土。美日之间私相授受的《旧金山和约》及其后的“归还冲绳协定”，因中国未曾参与、也从未承认，对中国不产生任何法律拘束力。今天，中国已通过常态化巡航等方式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主权管辖，用坚定而克制的行动昭告世界：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意志坚定不移，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图谋都注定徒劳。
回顾1895年1月14日这个被隐匿了整整半个世纪的“窃取日”，它提醒人们：钓鱼岛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岛屿归属之争，而是与近代中国那段屈辱历史紧密相连的主权课题。日本对钓鱼岛的窃取，正发生在中华民族最为孱弱、任人宰割的年代，是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逻辑的产物。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那个签订《马关条约》时的清王朝。厘清钓鱼岛的历史经纬，既是为了以史为据、以法为盾地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也是为了让世人明白：任何建立在侵略与窃取之上的所谓“主张”，都不可能获得历史与正义的承认。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醒后人——唯有国家强盛、民族团结，才能确保每一寸固有领土都不再受到觊觎与侵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