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5月15日，一本薄薄的《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在北京付印发行。这期杂志里夹着一篇不足五千字的小说，作者署名“鲁迅”。谁也没有料到，这篇名为《狂人日记》的短文，会在日后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并成为投向封建礼教的一颗重磅炸弹，也是向世人提供的一副清醒剂。它发表的这一天，离五四运动爆发还差整整一年，却已经提前吹响了思想启蒙的号角。
小说以一个“迫害狂”患者的十三则日记为骨架。日记的主人公总觉得周围的人——大哥、邻居、街上的孩子、甚至医生——都在盘算着要吃他。他翻遍历史，从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当然不是真实的食人，而是鲁迅对几千年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最锋利的隐喻：在“仁义道德”的漂亮话底下，旧制度一直在无声地吞噬活人的血肉与自由。小说的结尾，那个最后“赴某地候补”的哥哥，恰是旧制度下既受害又害人的普通人缩影；鲁迅没有把希望寄托在个别觉醒者身上，而是把矛头指向整个“人吃人”的结构。
鲁迅本名周树人，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早年的经历让他早早看清了旧社会的冷酷：祖父下狱、父亲病故、族人中分家时的倾轧，都在他心里种下了叛逆的种子。1902年他赴日留学，原学医，后因“幻灯片事件”深受刺激——他意识到，医治身体的病痛远不如唤醒麻木的灵魂紧要，于是弃医从文。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之前，他已蛰伏多年，在教育部做着不大不小的职员，抄古碑、辑佚书，把郁积的心事都压在胸中，这一压就是将近十年，直到钱玄同来向他约稿，才把这股闷火点燃。
《狂人日记》的诞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节点。彼时距辛亥革命不过七年，共和的招牌挂起来了，可广大乡村与底层依旧在宗法、礼教的网里挣扎。帝国主义侵略加剧，社会矛盾更加尖锐。鲁迅自己说，他之所以出手，是因为“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清了“谁也医不好”的病症。小说的结尾那句“救救孩子”，既是狂人的呼喊，也是鲁迅给时代的清醒剂——他寄希望于尚未被礼教彻底吞噬的下一代，这是绝望里唯一的一线亮色。
这篇小说在形式上极“新”。它用日记体、用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几近意识流的笔法，在当时文言与半文半白仍占主流的文坛里，近乎一场地震。陈独秀、胡适等人正大力倡导白话文运动，《新青年》正是阵地；《狂人日记》的出现，让白话不再只是工具，而成了能承载深刻思想的文学语言。它甫一发表便引起巨大反响，青年傅斯年读后惊呼“上下几千年，这一篇是最确当”的文学。一年后，鲁迅将这篇与后来的《孔乙己》《药》等辑为小说集《呐喊》，书名本身就透着沉痛与呐喊，他自述取名《呐喊》，是为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狂人日记》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它把“吃人”两个字钉在了封建礼教的耻辱柱上，此后无数青年正是读着它，才第一次敢于质疑“从来如此”的旧秩序。毛泽东后来评价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而《狂人日记》正是这面旗帜上最早绣出的字样。需要说明的是，小说虽以“狂人”命名，重心却不在精神病学，而在社会批判——这正是它至今读来仍让人脊背发凉的原因。
一百年过去，当我们在课堂上重读1918年5月15日那个平常的出版日，会明白：一篇小说能改变的东西，有时比一场战争还多。它开启的，是一个民族用白话思考、用理性审视自身传统的漫长旅程，而这条路上的第一声呐喊，正是从《狂人日记》里传出的。今天重读，那个问“从来如此，便对么”的狂人，依然在替每一个不愿盲从的人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