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3年元旦，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阿伏德平原上，多瑙河畔的小城克勒什迎来一名男婴。父亲彼得罗维奇是斯拉夫族屠户，母亲马扎尔族农奴。按照当时法律，这个家庭处于社会最底层，连基本的公民权利都谈不上，屠户与农奴的结合更使这个家庭在等级森严的匈牙利社会中备受轻视。两年后，全家迁居菲尔艾吉哈兹，父亲开肉铺，日子逐渐好转。裴多菲把这座小城视为故乡，但童年并不轻松，七岁起便离开父母，食宿于学校，生活十分困难，常常要靠半工半读维持学业。
他先在本地学校学习匈牙利语和拉丁语，后来转到克奇克梅特城。十岁时进入布达佩斯一所学校，学习拉丁语和德语。他对正规课程感到厌烦，却沉醉于匈牙利古典作家作品，以及拜伦、雪莱、海涅等欧洲诗人的诗。几乎每个晚上，他都会溜到布达佩斯民族剧院看戏，在舞台的光影里感受语言的魅力。此后，他又被送到多瑙河畔的奥赛德学习三年，阅读大量欧洲进步书籍和匈牙利古典文艺作品，思想逐渐成熟，也开始组织进步学生团体，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埋下反抗精神的种子。
1838年，十五岁的裴多菲写下处女作讽刺诗《告别》。1842年，他在佩斯民族剧院出演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傻子，短暂实现了演员梦。随后他加入流浪剧团，步行、乘驿车、坐雪橇，几乎走遍半个匈牙利。他夜宿酒店、小客栈、军营、露天帐篷，甚至多瑙河桥头下，有机会接触下层劳动群众，了解他们的苦难。这期间，他开始搜集民歌，学习用劳动人民的语言写诗，逐渐形成了自己清新、刚健、贴近人民的诗风，也让他摆脱了贵族文学矫揉造作的习气。
1844年，裴多菲在佩斯定居，担任《佩斯时装报》助理编辑。他组织激进青年，以毕尔瓦兹咖啡馆为活动中心，形成“三月青年”团体，成为其精神领袖。他写下《爱国者之歌》《贵族》《给在国外的匈牙利人》《奴隶国的儿子》等政治抒情诗，提出“只有人民的诗才是真正的诗”。他的爱情诗同样出色，《致尤丽娅》组诗真挚热烈，倾诉对恋人的思念。1847年，他写下最著名的《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日后被译为多种文字，成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战歌，也让他超越国界，成为世界文学中的自由象征。
1848年春，欧洲革命浪潮席卷匈牙利。3月15日，一万多名青年聚集在佩斯民族博物馆前，裴多菲当众朗诵他前一天晚上写成的《民族之歌》：“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起义者高呼“我们不再继续作奴隶”，释放政治犯，迫使奥地利统治者让步，匈牙利成立内阁，废除农奴制。恩格斯称赞这场革命具有“英雄豪迈的特点”。这一年，裴多菲写下多达106首抒情诗，诗与剑在他身上合二为一，他既是歌者，也是战士。
奥地利皇帝很快派兵镇压。1849年4月，匈牙利国会通过独立宣言，建立共和国。裴多菲投笔从戎，担任贝姆将军的少校副官。在战火纷飞的1848年，他既写诗又拿枪，用诗歌鼓舞士气，也亲眼目睹战友的倒下。1849年5月，沙俄派兵十万与奥军联合进攻匈牙利，奥地利的虚弱暴露无遗，只能求助于北方强邻。7月31日晨，贝姆将军将还能战斗的三百人组成骑兵队，叮嘱裴多菲留下。诗人却违令跟随出发。在瑟克什堡附近的战斗中，他被两名俄国哥萨克骑兵围住，一柄弯刀劈来，他闪身躲开，另一把长矛却刺进胸膛。裴多菲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留下二十二岁的妻子和一岁半的幼子，以及一个尚未写完的民族解放之梦。
裴多菲一生写下八百多首抒情诗和八部长篇叙事诗，此外还有八十多万字的小说、政论、戏剧和游记。鲁迅最早将他的诗介绍到中国，称他是“在被奴隶的鲜血浸透了的、肥沃的黑土里生长出来的一朵带刺的玫瑰”，并亲自翻译了他的五首诗，还鼓励白莽、孙用等人继续译介。如今，布达佩斯多瑙河畔建有裴多菲广场，广场上诗人铜像面向江水，与对岸的自由女神像遥遥相望，仿佛仍在向后世吟诵那首不朽的《民族之歌》，提醒人们自由从来不是馈赠，而是无数人用生命换来的重量。
裴多菲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位诗人。在匈牙利，他被尊为民族文学的奠基人，其作品第一次让匈牙利语——而非拉丁语或德语——成为表达民族精神的有力工具。他用民歌的节奏写就的诗篇，把贵族沙龙里的高雅文学拉回田间与兵营，使诗歌真正成为人民的声音。他的牺牲更将其本人塑造成民族英雄的符号。在中国，裴多菲经由鲁迅的译介而广为人知，那首“生命诚可贵”的译诗，几代中国读者都能背诵，成为追求自由与解放的精神资源。一个人的诗与剑，最终汇入了两个民族争取独立的共同记忆，这正是文学超越国界的力量。
裴多菲的早逝令人扼腕，却也让他永远定格在二十六岁的青春与热血里。倘若他活到老年，或许会被岁月磨平棱角；而战死沙场的结局，使他的诗与人生获得了同一种纯度。这正是他区别于许多文人之处：他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最终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历史的枪口。
在布达佩斯的中心，裴多菲的雕像前常年有鲜花，人们纪念的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种不肯向奴役低头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