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2日，以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为骨干，由平津两地500多名学生组成的”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分别从北平、天津出发，沿平汉铁路南下，深入河北农村扩大抗日宣传。这支年轻队伍历时三周，徒步数百公里，把一二·九运动的火种撒向华北乡野，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出了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第一步。
这个决定，源于一二·九运动之后的局势。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发起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大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国。但国民党当局一面镇压，一面用手段分化学生运动——下令取消期末考试、提前放寒假，强制学生12月25日前离校，还邀学生代表赴南京”聆训”，试图让运动消散在假期里。中共中央北方局及时指示：反对绑架式强迫离校，把抗日救亡运动坚持下去。中共北平市委于是决定，利用假期组织规模较大的宣传团，沿平汉路南下到农村去。
12月下旬，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体育馆开会，讨论南下宣传还是赴南京”聆训”。起初赞成”聆训”者竟占多数，大会执行主席郭明秋宣布临时休会，骨干们在代表中做工作；复会后，一位北大代表长篇揭露南京政府不抗日、打内战的事实，并提议改以”一校一票”重新表决，最终赞成到农村扩大宣传者占了多数，否决了赴南京”聆训”。这一幕，本身就是学生运动走向成熟的缩影。
宣传团设总指挥部，董毓华任总指挥，宋黎、江明任副总指挥，彭涛任党团书记。全团约500人，下分4个团：北平的学生组成第一、二、三团，天津的学生组成第四团。各校成员多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和积极分子。1月2日至4日，四个团绕过军警监视先后出发，约定在河北固安会师，再继续南下。
南下之路充满艰辛。时值严冬，华北冰天雪地，学生们吃大饼咸菜，睡四面漏风的茅草屋，白天脚上走出血泡，夜里背靠背取暖。他们一路张贴传单、演讲、唱救亡歌曲、演《放下你的鞭子》《打回老家去》等活报剧。在固安城外，东北籍学生声泪俱下地控诉日军暴行，感动得群众和守城士兵落泪，城内百姓把饭食用绳子从城墙上系下来送给他们。宣传团的抗日宣传震动了国民党当局，沿途军警前堵后截，地方随时准备镇压。
宣传团分头行进，第一团经固安、霸县、雄县、任丘、高阳，于1月21日到达保定；第二团西进新城、容城、任丘；第三团打算沿平汉路南下，遭警察阻挠被押送回平；第四团从天津出发，走过结冰的北运河，经武清、安次、永清，于1月7日到达固安。为保存力量、坚持长期斗争，中共北平市委指示宣传团不再继续南下。1月21日，第一、二团在保定接获”结束南下、立即返平”的指示。
正是在这次南下的归途中，一个更持久的组织诞生了。1月中下旬，第一、二团在保定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三团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2月1日，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团员代表大会，将两支队伍合并，正式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通过斗争纲领、工作纲要和组织系统，黄敬任党团书记。民先队后来发展成拥有两万余人的全国性青年组织，成为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助手，也为抗战培养了大批骨干。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是一二·九运动的延续，也是学生运动从街头走向乡野、从书斋走向工农的关键转折。500多名青年在1936年1月2日迈出的这一步，不仅是走出校门的第一步，更是踏上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的第一步。他们撒下的抗日火种，最终在全面抗战的烽火里，燃成燎原之势。
民先队成立后，迅速从平津拓展到全国。1936年暑假，总队部发布《暑期工作大纲》，组织政治学习、军事训练、歌咏团、话剧团和游击战术演习，甚至在西山举办夏令营，聘请杨秀峰、张申府等学者讲授时事，白乙化等讲授军事理论。返乡队员在各地建立民先分队，到1936年底，仅在北平一地就由300人发展到2300余人；上海、武汉、西安、广州、南京、成都、济南等地也相继成立分部，连巴黎、东京都出现了民先队员。1937年2月，民先总队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冠以”中华”二字，正式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当时已代表全国约6000名队员。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民先队员奔赴各抗日战场，汇入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游击队。在河北，杨秀峰率平津流亡学生组成抗日游击队转战太行；在山西，民先骨干进入薄一波领导的新军；在山东，南下的队员与济南学生组成山东纵队。他们真正实现了从”拿笔”到”拿枪”的转变，为敌后抗战和党组织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1938年11月，中央根据形势作出取消民先队、全力发展青年救国会的决定，这个组织才逐渐退出舞台。
回看这段历史，1936年1月2日那些徒步南下的年轻身影，最大的意义不在于走了多远，而在于他们改变了学生运动的方向——从请愿、游行，转向深入民间、发动群众，把爱国的热情变成持久的组织力量。这恰恰验证了一二·九运动的精神：只有走进工农，抗日救亡才能从一时的浪潮，变成全民族的共同事业。平津学生的这一步，走得冷、走得苦，却走得扎实，走得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