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出版，上面登了一篇署名胡适的文章，叫《文学改良刍议》。文章不长，却像往死水般的文坛里扔进一块石头，涟漪一直荡到今天。胡适写这篇东西时，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人没回国，隔着太平洋给国内文坛定了调。
事情要从头一年说起。1916年10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寄陈独秀》的信，第一次把心里琢磨多年的主张列成”八事”：不用典、不用陈套滥调、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不模仿古人、须言之有物。这八条，半是形式，半是精神。到了1917年1月，他把这封信扩写成《文学改良刍议》，逐条批驳当时文学里的毛病，核心一句话：今日当造今人之文学，要以白话文为中国文学正宗。
胡适的眼光很毒。他说”文言是死文字，白话才是活文字”，这不是一时意气。中国文学几千年来，诗文是士大夫的专利，底层百姓说话的那套白话，登不得大雅之堂。可偏偏《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些白话小说，生命力比无数骈文律诗都强。胡适在文章里直接点破：”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这话放在当时，足够惊世骇俗。
文章把”八事”分了类。精神上的一条：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呻吟；形式上的一条：讲求文法、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尤其”不作无病呻吟”那条，胡适骂得痛快：有些年轻人”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唯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这是”亡国之哀音”，养成的是暮气而非奋发。他主张文学要”实与今日社会之情状”，得有情感、有思想，不能空发牢骚。
陈独秀对这篇文章的评价是”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仅仅一个月后，1917年2月，陈独秀紧跟着发表《文学革命论》，喊出”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两篇文章一唱一和，白话文运动的序幕就此拉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纷纷响应，鲁迅的《狂人日记》、胡适的《尝试集》，成了新文学最早的一批果实。
这场运动能成，靠的不只几篇文章。《新青年》1915年创刊时叫《青年杂志》，1916年改名，随陈独秀进北大后，成了思想启蒙的大本营。杂志改用白话、加新式标点，等于给新文学提供了阵地。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干脆通令全国一二年级国文一律改用白话文，白话从”江湖”正式进了”庙堂”。仅1919年一年，全国就冒出四百多种白话报，势头之猛，超出所有人预料。
胡适后来把”八事”修正成”八不主义”，写进《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从”改良”走向”建设”。他当上北大教授，和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这批人一起，把”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我手写我口”喊成了时代共识。林纾等守旧派跳出来反对，引发了新旧文化那场著名论战，反倒让白话文的影响更大了。
《文学改良刍议》的冲击波，很快遇上反弹。守旧派林纾跳出来写《妖梦》《荆生》，把胡适、陈独秀写成妖孽，暗讽他们该挨揍，新旧文化的论战就此开打。可潮流挡不住：胡适自己践行主张，写出白话诗集《尝试集》，开风气之先；鲁迅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用白话小说撕开礼教”吃人”的本质，成了新文学的标杆。白话不再只是”引车卖浆者”的口语，它登上了文学的大雅之堂。更实在的变化在教育：1920年教育部一声令下，全国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用白话，延续千年的文言教科书就此退场。从一篇元旦文章到四百万册白话课本，胡适那八条，实实在在改了中国人读写的方式。
白话文能成气候，还靠一群人的接力。钱玄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文，一个主张废文言、一个提倡写白话诗；周作人译介外国短篇小说，把”人的文学”讲得头头是道；刘半农那篇《我之文学改良观》，把胡适的八条往”建设”上推。连标点符号都跟着改了，新式句读第一次进了课本和报刊，读书人从此知道一句话在哪停、在哪顿。这场运动往下走，还催生了国语统一运动，白话渐渐成了全中国都能读懂的”普通话”的雏形。胡适那八条，看似文论文，实则撬动了整个民族表情达意的方式。几十年后回头，白话文已是天经地义，可1917年元旦那篇文章抛出时，多少人骂它是离经叛道。历史的有趣处就在这：今天看着稀松平常的事，当初迈出第一步要多大的胆。《尝试集》里那句”自古成功在尝试”，倒像是为这场运动自己写的注脚。从1917年元旦那八个字，到今天每个孩子用普通话读书写字，中间隔着整整一个世纪的回响。
百年后再看，《文学改良刍议》的意义不在”文言变白话”这几个字。它撬动的是一整套文以载道的道统：文学不必为圣人立言，可以写普通人的悲欢；文字不必堆典用对，可以直白地说人话。一个留学生在元旦那天寄回的文章，无意间给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撬开了一道缝。风气一开，便再难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