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1年1月11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颁布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法令——《宗教保证令》。这份文件正式准许奥地利境内的领主、骑士及贵族，可以在自己的庄园和家中举行新教礼拜仪式。这是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奥地利贵族第一次获得法律保障的宗教自由权利，也是欧洲宗教改革浪潮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要理解这份法令的意义，需要回到16世纪初的欧洲。1517年，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教堂门口贴出《九十五条论纲》，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燎原之火。改革思潮很快从德意志北部蔓延到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世袭领地。1521年，新教教士约阿希姆·瓦特的一部宗教改革论著在维也纳付印，成为奥地利境内最早印刷的新教文献。此后，维也纳、林茨、格拉茨等城市的印刷厂开始大量出版路德宗著作，新教教义迅速在上奥地利贵族、教会人士、大学生和市民中传播。
到16世纪中叶，奥地利大部分贵族已经改信新教。波尔海姆、迪特里希施泰因、温格纳德、青岑多夫、克芬许勒、施塔海姆贝格等历史悠久的贵族家族，纷纷成为新教的积极推动者。他们将自己的子女送往德国北部大学——尤其是路德的故乡维滕贝格——学习新教教义。在贵族的带动下，奥地利腹地的新教徒比例一度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然而，哈布斯堡统治者对这一趋势并非视而不见。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父亲斐迪南一世早在1523年就颁布了禁止传播新教著作的法令。1527年，他又发布《宗教总训令》，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列为非法。不过，斐迪南一世在政策执行上远比其兄查理五世灵活。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威胁，他需要新教诸侯的支持，因此在宗教问题上屡屡做出让步。1555年，斐迪南一世促成《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确立了”教随邦定”原则——即各邦诸侯有权决定其领地内的宗教信仰。这份和约结束了天主教在德意志的一统局面，使路德宗获得了与天主教平等存在的法律依据。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即位后，在宗教政策上比父亲走得更远。他年轻时曾在因斯布鲁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其导师卡斯帕尔·乌尔西努斯·威利乌斯和乔治·萨利格曼都是深受新教影响的人文主义学者。青年时代的马克西米利安深受宗教改革神学家海因里希·布林格的学生塞巴斯蒂安·普福泽的影响，在信仰上明显倾向于新教。教皇保罗四世对此极为不满，向斐迪南一世施压，威胁说如果马克西米利安继续公开信仰路德宗，将失去继承皇位的资格。在父亲的强力干预下，马克西米利安于1560年驱逐了导师普福泽，公开回归天主教，但内心对新教的同情从未消失。
1564年继位后，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试图在帝国内部调和天主教与新教的矛盾。1568年，他颁布《宗教特许令》，对新教徒作出重大让步，保障其基本信仰权利，并在奥地利、波西米亚和匈牙利西部建立教院管理处，试图以此调和新旧教派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还命令神学家大卫·奇特拉伊斯起草《基督教规程》，试图为新教内部各派别之间的争端制定行为准则。马克西米利安曾坦言，自己既不愿做天主教徒，也不愿做路德宗信徒，而只想做一名普世的基督徒。
1571年1月11日颁布的《宗教保证令》，是1568年《宗教特许令》的升级版。这份文件明确允许领主和骑士在自己的庄园内举行新教礼拜，贵族及其家属、仆从均有权自由参加。这实际上承认了新教在贵族阶层中的合法存在，使奥地利贵族在法律层面获得了真正的宗教自由。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自由并非没有边界。城市和集镇并未被纳入让步范围，市民阶层仍受天主教的约束。马克西米利安的弟弟、内奥地利的查理二世也在1572年对施蒂里亚和卡林西亚的新教贵族作出了类似让步，准许他们在各自的领地上信仰新教，但同样将城市排除在外。这种”贵族有自由、市民无自由”的格局，反映了哈布斯堡王朝在政治利益与宗教信念之间的精心平衡——贵族拥有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不可轻易得罪；而城市市民力量分散，可以用天主教维护控制。
1571年的《宗教保证令》虽然只惠及贵族阶层，但它开创了一个先例：在哈布斯堡领地内，新教信仰可以合法存在。此后数年间，奥地利的宗教气氛明显趋于宽松。维也纳的新教布道师活跃起来，贵族庄园里的礼拜堂越来越多，格拉茨大学也在这种宗教和解的氛围下于1572年建立，成为内奥地利的学术中心。
然而，这段宗教宽容的黄金时期并没有持续太久。1576年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去世后，其子鲁道夫二世继位。鲁道夫在西班牙宫廷接受教育，深受其舅父腓力二世的影响，是天主教的坚定拥护者。他一改父亲的和解路线，在奥地利掀起反宗教改革的浪潮。维也纳的新教礼拜被禁止，布道师被驱逐，信奉新教的宫廷官员遭到排挤。鲁道夫的弟弟马蒂亚斯虽然一度试图延续兄长的和解政策，但在1618年波西米亚起义爆发后，宗教矛盾彻底激化，最终演变为席卷欧洲的三十年战争。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哈布斯堡领地的新教徒经历了漫长的黑暗时期。直到1781年，开明专制君主约瑟夫二世颁布《宗教宽容法令》，奥地利才重新获得普遍的宗教自由——距离1571年那份《宗教保证令》已经过去了整整两百一十年。
1571年1月11日的《宗教保证令》，虽然在适用范围上有限，但它是哈布斯堡家族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承认新教信仰的合法性。它不仅是奥地利宗教改革史上的重要节点，也是欧洲信仰自由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一块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