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本客人的提问，邓小平第一次说出“小康”二字

1979年12月6日，北京。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会谈中，大平正芳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中国到本世纪末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你们的现代化蓝图，到底是怎么构思的？邓小平沉思片刻，作了后来被反复引用的回答。

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小康”这个词，借自中国传统典籍里“小康之家”的说法。邓小平借用它，是想把中国的现代化目标说得更实在、更有分寸。当时中国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底子薄、人口多，如果照搬西方那种高消费、高福利的现代化模式，既不现实，也会把目标定得脱离国情。用“小康”来界定，意味着先让老百姓日子过得温饱安稳、略有富余，再一步步往前走。

这次谈话的意义，要放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背景里看。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过一年，全党在摸索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路子。邓小平借回答外宾提问的机会，把一个既积极又务实的发展目标讲了出来。从那以后，“小康”逐渐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核心概念：从“小康之家”到“小康水平”，再到后来的“小康社会”，直到2020年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条脉络的起点，正是1979年12月6日这场会见。

一位来访的外国首相，就这样成了一个发展理念催生过程中的对话者。历史的大方向，常常是在这种一问一答里慢慢清晰起来的。

邓小平提出小康目标，并不是一句随口的比喻，而是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后，为中国现代化设定的一个务实坐标。他清楚地知道，要在短时间内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并不现实，与其好高骛远，不如设定一个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阶段性目标。小康二字，出自中国古代经典，原指一种安稳温饱的社会状态，被他借来形容中国未来要达到的发展水平，既贴近民心，又易于理解。

这次会见发生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刻。1979年初，中美正式建交，中国开始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邓小平需要一个既能鼓舞人心、又能向外界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说法。小康目标的提出，正是这种需要的产物。它向外界表明，中国追求的不是什么宏图霸业，而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朴素理想。

此后，小康这一概念被不断具体化。从八十年代的翻两番，到九十年代的三步走战略，再到后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邓小平当年与大平正芳谈话中那个朦胧的设想，逐渐演变为一套清晰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此后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围绕这个目标展开的。

从更深远的意义看，小康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发展思路的一次根本转变。在此之前，我们习惯用抽象的政治口号动员社会；而小康则第一次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衡量发展成败的硬指标。这种以人民福祉为中心的思路，为此后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走向定下了基调。回望那次会谈，它看似只是一次礼节性的外交会晤，却因这两个字的提出，成为中国现代化征程上一个重要的路标。大平正芳本人对中国的现代化也抱有浓厚兴趣。作为日本战后经济起飞的亲历者，他深知后发国家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两人的谈话，因此不只是礼节性的寒暄，而是两个亚洲邻国领导人对国家发展阶段的一次深度交流。日本从战后废墟中成长为经济大国的经验，也为邓小平思考中国问题提供了参照。

小康这一提法之所以深入人心，还在于它把宏大的国家叙事，落实到了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不谈遥远的乌托邦，只说让居民住有所居、老有所养、衣食无忧。正是这种平实的表达，让普通民众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国家的现代化与自己的柴米油盐息息相关。政策的感召力，往往就来自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承诺。

此外，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看，这一事件之所以值得记录，正在于它并非孤立的偶然，而是长时段社会变迁中的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看似普通的日子，一旦被置于前后相继的因果链条之中，便会显现出超出表面的意义。它所牵涉的人物、制度与思潮，往往在多年之后才逐渐显现出真正的分量。今天的人们重读这一段往事，既是在回望过去，也是在理解我们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时代的局限与进步，也为后来者提供着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把它放置在更长的时间坐标中，后人才能真正读懂它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与价值。

参考资料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小康社会”的由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