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1979年11月2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一间会客室里，邓小平会见了几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是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副总裁弗兰克·吉布尼，以及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双方围坐交谈，话题从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一直延伸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场的工作人员没有想到，这场看似寻常的外事会见，日后会被看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一个重要起点。

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说出了一句在当时相当大胆的话。他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他后来把这层意思概括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并不是一次正式的报告，而是一场即席的对外谈话。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全党工作重心刚刚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农村改革在安徽、四川等地悄然起步，但是在理论界，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框框仍然根深蒂固。不少人一听到“市场”两个字，就条件反射地想到资本主义，担心多一分市场就少一分社会主义。邓小平借同外国学者交谈的机会，把这个长期被回避的问题摆到了台面上。

在谈话中，邓小平还谈到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毛病。他说，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我们应该继承。他主张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理由很简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这场会见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也有它的背景。当时中国正在重新打开国门，迫切需要了解世界，也需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西方最有影响的工具书之一，出版公司的高层来访，本身就带有文化交流的意味。邓小平借这个场合谈经济，既是向外宾介绍中国的改革思路，也是借对外谈话的方式，把一个还在党内酝酿的想法先讲出去。

这次谈话在当时并没有立刻公开报道，它的意义要在若干年后才逐渐显现出来。从1979年这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到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直到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条思想脉络的起点，正是1979年11月26日这场看似平常的会见。

一位外国出版公司的副总裁，就这样成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次重要思想突破的对话者。历史的转折，往往就藏在这样一间普通会客室的问答里。它告诉后来者，许多改变国家走向的大决策，最初并不是写在红头文件里，而是在一次又一次面对面的交谈中慢慢厘清的。

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后来被整理收入《邓小平文选》。他在和吉布尼、林达光的交谈中，反复强调一个意思：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这个说法在1979年的中国，需要相当的理论勇气。因为长期以来，计划经济被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则被等同于资本主义，两者之间隔着一道意识形态的高墙。

邓小平之所以选在这个场合谈这个问题，也和当时的对外开放形势有关。1979年，中国刚刚设立深圳等经济特区，开始吸引外资，迫切需要从西方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如果在理论上始终把市场看成资本主义的专利，对外开放就迈不开步子。借同西方出版界人士对话，邓小平实际上是在为即将大规模展开的经济体制改革，预先扫清思想障碍。

这场谈话没有立刻成为头条新闻，但它在党内高层和理论界悄悄传开。此后几年，围绕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讨论逐渐活跃。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讲得更透彻：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同年召开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历史往往由一些看似平常的场合开启，北京人民大会堂那间普通会客室里的问答，日后被证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重要起点。

回望这一天，历史的走向往往就藏在这些看似寻常的记录之中。今天的人们重新审视这段往事，正是为了从那些已经逝去的瞬间里，读懂时代变迁的真实脉络与深层逻辑。

这段历史因此值得被反复记录、不断重温。

它的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参考资料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邓小平生平年表·1971-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