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9年1月11日，英格兰伦敦街头张贴出一张布告，宣告了一桩前所未有的事情：全国性的彩票抽奖结果正式揭晓。这场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亲自批准的彩票活动，从发起到正式开奖历时近三年，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发行的国家彩票活动。它的诞生并非源于娱乐需求，而是被王室空虚的国库逼出来的无奈之举。
16世纪中叶的英格兰，正处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早期。这位年轻的女王继承了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北方的苏格兰时时威胁边境，玛丽·斯图亚特的天主教势力暗中图谋复辟；海上的西班牙舰队虎视眈眈，菲利普二世对英国新教政权耿耿于怀；国内宗教分裂的创伤尚未愈合，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对立随时可能引爆新一轮冲突。更迫切的问题是财政——连年战争和宫廷开支令王室债台高筑，国库入不敷出。特别是港口和沿海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木质的防波堤和码头在风暴中摇摇欲坠，严重影响了贸易和防务，但修缮费用从何而来，成了令女王的财政大臣们头疼不已的难题。
1566年8月31日，伊丽莎白一世从温莎城堡发出一封亲笔签署的诏书指令，收信人是负责彩票事务的约翰·斯潘塞爵士。诏书授权发行彩票，目的是为修缮港口和建造船舶筹集资金。诏书措辞庄严而诱人：购买彩票不仅是为女王分忧，更可能获得丰厚的回报。奖品包括现金、金银器皿、丝绸织锦和免役特权——在那个年代，免役意味着可以不服兵役，对普通百姓来说价值不菲。首奖被定为五千英镑，在当时是一笔足以购买一座庄园的巨款，但实际最终调整为较低的数额。
彩票的发行方式与今天大不相同。它没有即开即兑的便利，也没有滚动的累积奖池。每张彩票售价十先令——相当于当时普通工匠半个月的工钱，绝非小数目。彩票上印有号码和简短的文字，购买后在专门的登记簿上记录姓名和购买数量。销售期长达数月，从伦敦到各郡都设有销售点，由经过授权的代理人负责发售。为了让更多人买得起，还允许几个人合买一张彩票，按出资比例瓜分奖金。这种”合买”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现代彩票众筹的雏形。
然而销售情况并不理想。十先令的价格对大多数平民来说仍然太高，教会也公开批评彩票是”鼓励赌博的恶行”，神职人员在布道时告诫信徒不要参与这种”碰运气的罪过”。尽管王室大力宣传，甚至派人在教堂讲道后推销彩票，还张贴醒目的海报在各郡市场宣传，最终售出的数量远低于预期。据记载，计划发行四十万张彩票，实际售出仅约四万张。销售所得的款项勉强够修缮几个主要港口，离原定目标相去甚远。
1569年1月11日，抽奖仪式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西侧的一间厅堂中举行。抽奖过程漫长而繁琐，全程持续了数月才全部完成。由于没有现代的摇奖机器，工作人员采用从木桶中摸取号码球的方式，逐一核对登记簿上的记录。两个年幼的孩童被选为”抽签童子”，从桶中摸出号码——用孩子是为了示人公正，因为童言无欺，不会被收买操纵。围观的人群屏息凝神，每当一个号码被念出，便有人翻看手中的彩票，期待与失望交替写在每个人脸上。首奖为一千英镑——在当时是一笔足以改变命运的巨款，约等于一所体面宅邸的价格。中奖者姓名被张贴在公告栏上，引来民众围观议论，有人欢呼雀跃，有人黯然神伤，更多的人则是怀着复杂的心情散去。
这次彩票虽然规模有限、效果平平，却开创了英国国家彩票的先河。此后英国又在1694年发行彩票资助与法国的战争，18世纪更将彩票常态化，用于资助博物馆建设、道路桥梁修缮和殖民探险。维多利亚时代，彩票引发的舞弊丑闻和道德争议愈演愈烈，议会终于在1826年下令停止国家彩票。直到1994年，英国才重新发行国家彩票（National Lottery），至今仍是英国最大的彩票机构，每年为慈善、体育、艺术和文化遗产事业筹集数十亿英镑。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英格兰1569年的彩票并非世界上最早的彩票。古罗马时期就有类似抽签分奖的活动，尼禄皇帝曾举办过盛大的抽签赠礼大会；中国南宋时期也有类似彩票形式的博彩，称为”关扑”。荷兰在15世纪已开始发行彩票为慈善机构筹资，意大利的热那亚和威尼斯也在16世纪初期尝试过政府彩票。但英格兰这次彩票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世界上较早的由国家正式发行、以公共建设为目的的彩票之一，开启了用彩票筹资建设公共设施的先例。今天全球有上百个国家发行彩票，用于教育、医疗、体育和福利事业，其思路与四百多年前伊丽莎白一世的那封诏书一脉相承。
法国人对彩票有一个精妙的比喻：政府发行彩票是向公众推销机会和希望，公众认购彩票则是”微笑纳税”。1569年的英格兰彩票，或许正是这一逻辑的最早实践——用希望填补国库的空虚，以运气筹措公共的资金。诺奖得主乔治·刘易斯·博奇曾指出，彩票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它满足了人类天生摆脱道德责任的心理需求：中奖者不会因一夜暴富而不安，资助者也因互不见面而免于道德负担。四百年前那场在圣保罗大教堂旁进行的漫长抽奖，无意间揭示了一个延续至今的社会心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