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年1月24日，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携庞迪我神父抵达北京，进呈自鸣钟、《圣经》、《坤舆万国全图》、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万历皇帝信任，获准长居北京。这一天，标志着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事业迈出了关键一步，也拉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最深远一幕的序幕。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出生于意大利中部山城马切拉塔。19岁时他违背父亲让他入仕的期望，加入耶稣会，在罗马学院学习了神学、地理学、数学和天文学。1578年，他从里斯本出发前往东方，先在印度果阿传教四年，1583年抵达澳门，随后进入中国内地。在肇庆，他建成中国内地最早的天主教堂——仙花寺，并绘制了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令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中国并非世界中心。
利玛窦很快意识到，穿僧服会被人轻视，于是改穿儒生长衫、蓄须留发，以”泰西儒士”的形象融入士大夫圈层。在韶州，他收瞿汝夔为徒，讲授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在南昌，他预测日食成名，写成《交友论》《西国记法》等中文著作。1598年首次进京失败后，1600年5月他从南京再度出发，经太监马堂在天津耽搁近半年，终于1601年1月24日抵达北京。
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的贡品兴趣十足。他尤其喜爱两架自鸣钟，小的随身把玩，大的置于阁楼报时。因钟表需要时常维护，传教士获准定期入宫检修。万历还命利玛窦教太监弹奏西洋琴，利玛窦仿宗教赞歌创作了八首乐曲填上中文歌词，名为《西琴八曲》。正是这些”欧洲方物”打开了宫廷大门。
获准长居后，利玛窦以丰富学识结交士大夫，常与宾客谈论天主、灵魂、天堂与地狱。到1605年，北京已有两百人信奉天主教，其中最著名的是翰林徐光启。徐光启与利玛窦协力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将严谨的演绎逻辑引入中国。李之藻则与利玛窦合译了《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著作，并刻制了《坤舆万国全图》。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病逝于北京，获赐葬于二里沟。他不仅是天主教在中国的开拓者，也是第一位深入研究中国典籍的西方学者，将”四书”译成拉丁文介绍到欧洲。他如同一个东西方文化的”中转站”，让中国看到了西方科学，也让欧洲认识了中国。
利玛窦之所以能在中国取得前无古人的成就，关键在于他独创的”文化适应”策略。他深知，在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传统的国度传教，硬碰硬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他学习中文，研读四书五经，以儒生形象示人，用中国知识分子能接受的方式阐释天主教义。他将天主称为”天”或”上帝”，援引《诗经》《尚书》中的”昭事上帝”来证明中国人自古就敬奉唯一真神，试图在儒家传统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架起桥梁。这种方法虽后来引发了”礼仪之争”，但在利玛窦时代，它确实打开了中西对话的大门。
利玛窦与徐光启的合作尤其令人感慨。两人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时，每天早晨都会面，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润色，历时整整一年才告完成。书中引入的”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锐角”等术语，至今仍是中国数学教材的标准用词。徐光启后来主持历法改革，编纂《崇祯历书》，引入欧洲天文学知识，奠定了中国现行农历的基础——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利玛窦在北京的那间书房。
利玛窦还向欧洲介绍中国，他证明了”丝绸之国”就是中国，欧洲所称的”契丹”和中国是同一个国家，并将中国的茶、漆器和科举制度写入《中国札记》。这部书在他死后由金尼阁整理出版，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影响了此后数代西方汉学家。
利玛窦在华二十八年，辗转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五城，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与智慧。在肇庆，他被当地人视为炼金术士，新任总督看中了他的教堂土地欲占为己有，逼他离开。在韶州，他遭遇袭击，脚部受伤致残。在南昌，他因预测日食和超凡的记忆力名声大噪，却也引来嫉妒。在南京，他与大报恩寺僧雪浪辩论，以科学思辨占尽上风。每一次挫折都让他更深入地理解中国，调整策略——从僧服到儒服，从世界地图到自鸣钟，他始终在寻找打开中国人心灵的那把钥匙。
万历皇帝虽从未正式接见利玛窦，却对他颇为优待。皇帝让人画了一幅利玛窦的全身像，挂在宫中；因自鸣钟需要维护，传教士获准定期入宫。利玛窦也深谙”曲线传教”之道：他先以科学知识和奇器吸引士大夫，再以人格魅力赢得信任，最后才在适当时机引入信仰话题。到1610年他去世时，中国的天主教徒已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到约两千五百人，其中包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圣教三柱石”。
利玛窦去世后，万历皇帝破例赐地安葬——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殊荣，因为外国人从未获准在北京下葬。礼部侍郎吴道南上疏反对，但皇帝以”利玛窦慕义远来，劝学明理，著述称多”为由批准了赐地。墓地选在二里沟（今北京车公庄外），此后成为在京传教士的专用墓地。利玛窦的墓碑上刻着”泰西利先生之墓”，至今仍存。一个意大利人，万里迢迢来到中国，最终长眠于此——这本身就是一个关于文明对话的动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