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9年1月15日，法国东部城市贝桑松近郊，一个农民兼小手工业者的家里诞下一名男婴，取名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出身寒微的孩子，日后会喊出”财产就是盗窃”的惊世口号，并被历史封为”无政府主义之父”。
蒲鲁东的童年笼罩在贫困的阴影里。父亲既是农民又是木桶匠，家境贫寒。十二岁那年，父亲破产，小蒲鲁东被迫到一家旅馆当雇工。靠着亲友接济，他读了几年中学，却因穷困辍学，进入印刷所当排字工人。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有机会博览群书，在劳动之余自学拉丁文、希腊文与希伯来文。1829年，他结识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深受其影响。1837年，他以一篇《论通用文法》获得贝桑松学院的奖学金，得以赴巴黎深造，正式踏上理论写作之路。
1840年，三十岁的蒲鲁东出版《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一举成名。书中，他继承法国大革命时期布里索的名言，提出”所有权就是盗窃”（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的著名论断。在蒲鲁东看来，每个人都应平等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但地主与资本家却通过地租、利息和利润，掠夺了劳动者的一部分产品，这无异于盗窃。他借此尖锐批判资产阶级大私有制，也从法权角度为底层民众辩护，使该书在法国轰动一时，奠定了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1846年，蒲鲁东又发表《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试图以政治经济学论证其改良主义思想，反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马克思读后极为不满，遂于1847年写下《哲学的贫困》予以批驳。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蒲鲁东创办《人民代表报》《人民之声报》，并当选国民制宪议会议员；同年六月起义失败后，他在议会发表激烈演说抨击私有制，被开除出议会。此后他屡遭迫害：1849年因著文反对拿破仑三世被判三年徒刑；1858年又因攻击天主教会流亡比利时，直至1862年遇赦返国。1864年，他加入了马克思参与创立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但始终不改其蒲鲁东主义主张。1865年1月，他在出版最后一部著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后辞世，享年五十六岁。
蒲鲁东的思想内核，是所谓”互助主义”（Mutualism）。他区分了”占有”（个人使用）与”所有权”（排他性支配），反对后者，却主张保护小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他设想，生产者通过自愿订立契约进行互助合作，彼此等价交换产品，以”用文火烧掉私财”的和平方式，而非暴力革命，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在他笔下，理想的未来社会是超越私有制与共有制的”自由”状态——没有政党、没有国家权力，一切人绝对自由。他首先使用”安那其”（Anarchy）一词表述这种无政府状态，否认一切国家与权威，认为它们是维护剥削、扼杀自由的工具。
蒲鲁东与马克思的关系，是19世纪思想史上一场著名的纠葛。1844年前后，两人开始通信往来，马克思曾翻译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部分章节，对其才华颇为欣赏。然而在重大问题上，二人分歧日深：马克思相信，唯有工人阶级通过政治斗争与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实现人的解放；蒲鲁东却反对一切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寄望于和平的”互助”改良。1846年，马克思邀其加入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蒲鲁东婉拒，明确表示”不赞成共产主义运动”。翌年，马克思写下《哲学的贫困》，副标题便是”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系统批判其唯心史观与改良幻想。
这场论战并非书斋之争，而是关乎工人运动方向的路线分歧。19世纪五六十年代，蒲鲁东主义在西欧广泛流行，尤其在法国工人中影响深远——许多法国工人将其”财产即盗窃””消灭所有权”的直白口号奉为圭臬。为捍卫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论住宅问题》等著作中持续批判蒲鲁东主义，指出其小资产阶级性质。随着历史推进，蒲鲁东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渐趋消退，但其思想作为无政府主义的源头，却深刻影响了巴枯宁的集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及后来的工团主义运动。
平心而论，蒲鲁东的学说充满了小生产者的空想色彩：他严重低估机器大生产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妄图回归农业与手工业并存的小生产旧时代，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其反对国家与权威的主张，在阶级社会中也难免流于幻想。但另一方面，他站在底层立场对资本主义剥削的犀利批判，对私有制造成贫富悬殊的深刻揭示，仍具进步意义，被视为左翼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一个出身旅馆雇工与排字工人的寒门子弟，凭自学成为搅动整个欧洲思想版图的理论家，蒲鲁东的一生本身便是一则传奇。他用”财产就是盗窃”这句惊雷般的口号，把平等的追问抛给了每一个时代；历史不会简单地给这位”无政府主义之父”贴上标签，却也永远无法绕过他留下的那道命题。从贝桑松的排字房到巴黎的议会厅，蒲鲁东用一生证明，思想的重量从不取决于出身。他出身寒微，却凭自学叩开了哲学与政治学的殿堂；他倡导和平改良，却以一句”财产就是盗窃”点燃了激进的火焰。那句惊雷般的口号，至今仍在叩问每一个关于公平与自由的现代命题，也让他这位”无政府主义之父”的名字，永远刻在了人类思想史的纪念碑上，任凭后人褒贬，都无法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