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元旦，巴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贵族家庭迎来第四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孩子。皮埃尔·德·顾拜旦的祖先原是意大利移民，姓佛雷底，1471年获法国国王路易十一授予贵族称号，拥有男爵爵位。父亲夏尔·德·顾拜旦是有名的水彩画家，母亲玛丽也是贵族后裔。顾拜旦从小继承大笔遗产，不必为生计发愁，这为他日后投身教育和体育事业提供了条件，也使他能够长期不计回报地推动一项在当时看来颇为理想化的事业，而不必受制于商业或政治的短期利益。
他的童年在诺曼底度过，喜欢拳击、划船、击剑和骑马。1875年至1881年间，古代奥运会遗址不断被发掘，引起他对古希腊体育的浓厚兴趣。中学毕业后，他先入军事学院，后攻读教育，并前往英国留学。在剑桥，他研究英国教育史，尤其关注十八世纪英国教育家汤姆士·阿诺特的思想。阿诺特说：“运动是青年自我教育的一种活动。”这句话在顾拜旦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对法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失利深感痛心，认定国民体质和精神的衰弱是国家衰败的原因之一，希望通过教育改革振兴法国，而体育正是他看中的突破口，比起单纯军事训练，他更看重体育对品格的塑造。
1888年5月，顾拜旦针对学生“学业过劳”的问题，提出“唯一解决的办法是叫孩子们游戏”。1889年，他利用巴黎万国博览会的机会召开体育会议和学生运动会，开始系统推广体育教育。1892年11月25日，二十九岁的顾拜旦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演讲，首次公开提出复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理念。他认为，现代奥运会应当超越国家、民族和宗教，向全世界开放，成为促进和平与友谊的平台，而不应只局限于古希腊的土地。他还撰写《教育制度的改革》《英国教育学》等著作，系统阐述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
1894年6月，顾拜旦在巴黎召集国际体育会议，决定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次，并成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希腊文学家维凯拉斯出任首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任秘书长，负责奥运会的组织与规划。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雅典举行，来自十四个国家的约两百四十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举重、体操等项目，开启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新纪元。1896年至1925年，顾拜旦担任国际奥委会第二任主席，亲自推动奥运会从构想变为制度。
顾拜旦坚决反对把奥运会永久固定在希腊。第二届奥运会因此在他的家乡巴黎举行。他还倡议设计奥运会会旗：白底上五个相互套接的彩色圆环，象征五大洲的团结与运动员以公正、坦率的精神相聚。1913年，经他提议，国际奥委会正式将“更快、更高、更强”写入奥林匹克宪章，这一格言后来在2021年加入了“更团结”。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后，比利时奥委会将大会使用的会旗赠予国际奥委会，成为正式会旗，自此历届奥运会都有会旗交接仪式。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期间，他以笔名发表散文诗《体育颂》，歌颂体育在促进人类和平与进步中的作用，获得奥林匹克文学艺术比赛金奖，也表达出“体育就是和平”的核心理念。
顾拜旦一生坚持奥运会应以业余运动员为主，强调体育的精神价值高于商业利益，反对把运动员当作职业化的赢利工具。但他也未能完全预见奥林匹克事业后来的商业化和政治化，冷战时期的抵制、赞助商的入侵都背离了他的初衷。1925年，他以国际奥委会荣誉主席身份退休。1937年9月2日，顾拜旦在瑞士日内瓦因心脏病去世，享年七十四岁。按照他的遗愿，遗体安葬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所在地洛桑，心脏则埋在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希腊奥林匹亚，与那片他魂牵梦萦的古代竞技场长相厮守。
如今，每年6月23日被定为国际奥林匹克日，以纪念顾拜旦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他不仅复兴了一项古老的体育盛会，更通过奥运会把体育、教育和国际理解联系在一起。从1894年巴黎那场国际体育会议，到今天全球数十亿人参与的奥运盛事，顾拜旦当年播下的种子，已然长成参天大树。他留下的不仅是四年一度的比赛，更是一种相信人类可以通过体育彼此靠近的信念。
顾拜旦的理想并非没有争议。他出身贵族，推崇业余精神，这在当时有助于把运动员从职业化赌博中剥离出来，却也隐含着排斥底层劳动者的倾向。他设计的现代奥运会，虽然以“普遍参与”为号召，早期却长期将女性排除在多数项目之外，这一局限直到二十世纪后期才逐步被打破。尽管如此，他搭建的奥林匹克框架——国际奥委会、宪章、会旗、会歌、格言——构成了现代体育治理的基石，使奥运会成为唯一真正具有全球号召力的综合性盛会。回望1863年那个巴黎贵族家庭里的婴孩，恐怕连他自己也难以想象，百年之后，五大洲的运动员会在同一面五环旗下竞技。
有趣的是，顾拜旦本人并非运动员，他推动奥运的出发点始终是教育而非竞技。在他看来，体育的价值不在金牌，而在塑造健全的人格与和平的国际关系。这一初衷，至今仍刻在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内核里，提醒着人们在胜负之外，还有更值得追求的东西。
当我们今天为奥运健儿欢呼时，或许也该记得，那个把体育带回归教育与人性的法国贵族，曾在巴黎的讲台上孤独地宣讲和平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