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1月21日，一艘英轮缓缓泊入英国南安普顿港，船舷上立着一位顶戴花翎、身着官服的清廷大臣。他叫郭嵩焘，中国近代第一位常驻外国的公使。自上海启程，他在海上航行了五十一日，沿途停靠香港、新加坡、锡兰、马耳他等地，穿越东海、南海、印度洋、红海、地中海与大西洋，终于踏上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土地。这一天，被后来的史家视为中国外交正式走向世界的坐标，也揭开了晚清常驻使馆制度的序幕。
郭嵩焘，字筠仙，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生于1818年。他少年就读岳麓书院，与曾国藩、刘蓉订交，道光二十八年（1848）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太平天国起事后，他随曾国藩办理团练，又先后署理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逐渐成为同光之际最“通晓洋务”的官员。1875年，他上《条陈海防事宜》，直言中国若只学西方“坚船利炮”的末技，“如是以求自强，恐适足以自敝”，真正的强盛在本末兼顾——本在政体法度，末在工商制造。这番议论，在守旧氛围中堪称惊世，也预示了他日后出使西方的思想底色。
出使的契机并不体面。1875年，英国翻译官马嘉里在云南被杀，英方借机施压，逼清政府派大员赴英致歉。慈禧亲自劝勉：“此事实亦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郭嵩焘抱病受命，以福建按察使加礼部侍郎衔出任首任驻英公使，刘锡鸿为副，参赞黎庶昌、翻译张德彝、凤仪、马格里等近三十人随行。1876年12月，一行自上海登轮，于1877年1月21日抵英，改乘火车赴伦敦。2月7日，他觐见维多利亚女王，递交国书并就马嘉里案致歉。位于波特兰大街四十九号的公使馆，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外交机构，并在此后的百余年里沿用至今。
在伦敦的三年里，郭嵩焘并没有只做一回事毕走人的“道歉使”。他广泛接触英国政界与学界名流，悉心考察议会的运作、司法的独立、媒体的作用，以及工厂、学校、邮政的运转，逐步形成一套区别于传统“夷夏之辨”的新认识。他多次上书，主张仿效西方修铁路、设电报、开矿山、办工厂；在见到英国报刊关于中国烟毒流行的报道后，又于1877年两度上疏，痛陈鸦片之害并拟定禁绝之法。他还把出使途中五十一日的见闻写成日记寄呈总理衙门，这份被称为《使西纪程》的书稿，对西方政教文明的务实描述，比同代人超前了不止一截。
可正是这份超前，让他成了众矢之的。《使西纪程》刊行后，书中对西方文明的肯定令保守士大夫如鲠在喉。李慈铭骂他“不知是何肺腑”，编修何金寿劾其“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长沙考生烧毁他曾出资修缮的寺庙，扬言捣毁其故宅、开除其湖南籍；朝中大臣纷纷弹劾，连老友刘坤一也责问“何以面目归湖南”。副使刘锡鸿更屡递“小报告”，将他参观炮台时披洋人大衣、随众向巴西国王起立等细故，罗织成“有失国体”的罪状。朝廷惧于物议，竟下令毁版禁书，一时群情汹汹。
1878年秋，郭嵩焘被召回国，从此闲居，再未起用，1891年病逝。他生前常言办洋务是“为国家任此艰苦”，却终被同代误解。进入民国后，随着对外交往的常态化，朝野才逐渐承认他的远见，其著作也得以重见天日。从更长的历史尺度看，他的出使与此后曾纪泽赴俄改约、海外领事制度逐步建立一脉相承，标志着天朝“朝贡—羁縻”的外交逻辑，开始向近代主权国家间的常驻外交过渡。回望1877年那个冬日，这位老人走进伦敦公使馆的背影，实是中国与世界关系一次笨拙而勇敢的转身；他留下的不只是第一座使馆，更是一份早于时代的理解，和一个被时代误读的改革者身影。
在他之前，清廷并非没有向海外派遣过使团。1866年斌椿率团游历欧洲，1870年崇厚赴法为天津教案致歉，1873年又派过贺年使团，但都属临时专使，事毕即返，从未设立常驻机构。郭嵩焘的不同，在于他是要“长住”的——这意味着中国首次以平等主权国家的身份，在异国土地上常设代表。
也正因为“常驻”，他才得以持续观察、系统记录，把零碎印象提炼成制度性思考。使馆不只是外交场所，更成了中西相互认知的窗口。他去世数十年后，日记、奏疏与诗文被辑为《养知书屋遗集》，其中对西方议会政治的描摹、对洋务利弊的判断，仍被近代思想家反复研读。
郭嵩焘的悲剧，折射出晚清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集体焦虑。当他试图告诉国人，西洋不仅有坚船利炮、更有可资借鉴的政教文明时，听到的却多是“用夷变夏”的指责。这种排斥，直到他身后才慢慢松动；梁启超、胡适都曾为他抱不平，认为清议杀才，是社会之耻。
今天，波特兰大街四十九号早已升格为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门前车水马龙。百年前那个孤独的赴英背影，终于被后人读懂：他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位行者，虽踉跄，却方向正确。
值得一提的是，郭嵩焘出使途中记下的《使西纪程》，本意是让同僚“开开眼界”，却不料因言获罪。一部游记竟能惊动朝野、奉旨毁板，恰说明彼时清流之偏狭。开放的代价，往往由先行者独自承担，这或许是改革者共有的宿命；而历史的讽刺，也莫过于此。郭嵩焘以一介书生之身，担起破冰之任，纵被误解亦不改其志，其风骨值得今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