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月2日，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由发布上谕，命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谕旨原文写道：”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著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措辞客气，却把一位权倾朝野的四朝重臣打发回了河南彰德洹上村。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足疾是假的，罢免是真的。
载沣罢袁，根源在戊戌政变。1898年，袁世凯向慈禧太后告密，导致维新失败、光绪帝被囚瀛台。载沣作为光绪的亲弟弟，对此事耿耿于怀。罢袁当天，载沣还特意擢升了曾被慈禧圈禁的贝勒载澍——此人与光绪帝关系密切，这一举动被认为表达了对袁告密的痛恨。
然而，载沣不能以告密罪名惩治袁世凯。他晚年对家人说，若以得罪光绪的罪名治袁，”牵涉到变法维新、母子之争的是非曲直”，他不能肯定光绪而谴责慈禧。御史赵炳麟在弹劾袁世凯的奏折中说：”袁世凯之为人也，机械变诈，善构骨肉。”但这也只是弹劾用语，不足以构成法律上的罪名。
载沣本意可能不止罢免——他最初甚至准备杀袁。备好的谕旨措辞严厉：”跋扈不臣，万难姑容。”但军机大臣世续和张之洞力谏反对。张之洞的原话是：”主少国疑，不可轻诛大臣。”意思直白：小皇帝刚登基，人心不稳，这时候杀掉手握重兵的袁世凯，万一激起兵变，谁来收场？
更关键的是北洋军的反应。袁世凯被罢官的消息传出，驻保定的第三镇统制段祺瑞和驻东北的第二镇军心立即浮动。虽然没有公开哗变，但山雨欲来的气氛让北京王公大臣们夜不能寐。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朝廷施压，表达对老帅的关切——这已近乎明面上的威胁。
载沣掂量了代价，他付不起杀袁的后果。列强也在密切关注，日本驻华使馆第一时间打探内幕，各国公使都在观望。于是他退了一步，只把袁世凯赶回老家，保留了一条日后起复的可能。
袁世凯接到谕旨三天就白了头。据好友王锡彤回忆，袁世凯随即马不停蹄离开京城，因为他知道朝廷表面要他休息，实际上杀心已起。回到河南彰德后，袁世凯表面上蓑衣垂钓，暗地里却保持着与北洋旧部、外国银行、京中权贵的电报往来。那三年”养疴”岁月，并非真正的蛰伏。
罢袁之后的权力洗牌迅速展开。满人那桐入值军机，载洵管海军、载涛管军咨府，皇族亲贵全面接管陆海军。1911年5月成立的责任内阁，13名成员中满族占9人、皇族5人，时人讥为”皇族内阁”。这套安排从满族亲贵角度看是集权，但从汉族官僚和立宪派角度看是赤裸裸的排汉。立宪派彻底失望——所谓的责任内阁不过换了名字的满族独裁。
罢袁事件看似载沣赢了，实则清廷输得一败涂地。它向天下暴露了一个致命弱点：皇权命令在枪杆子面前已经不好使了。慈禧用个人权威维持的平衡，被她这个不成器的继承人一脚踹翻。
载沣罢袁的决定还牵涉另一层较少被提及的政治博弈：清理财政和中美互派大使之争。袁世凯主管对外借款与铁路、电报、轮船三大实业，形成”军、政、财”三合一的权力网络。载涛、善耆等满洲少壮贵族力主”削藩”，把罢袁视为收回军权、重建皇族权威的第一枪。袁世凯在中美互派大使问题上与载沣意见相左——袁主张接受美国提议以获取财政支持，载沣则担心此举削弱俄国关系、损害满族集团利益。这些具体政争与戊戌旧账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罢袁事件的多重背景。
朝野对罢袁的反应也是复杂的。汉族督抚普遍寒心。两江总督端方密电评论”政府用人，一个不如一个”。御史江春霖、赵炳麟因”去袁不够彻底”而愤然再上弹章——他们嫌罢免太轻，要求治罪。载沣左右为难：做得太重北洋反弹，做得太轻又遭激进派不满，中央威信反遭削弱。美国政府对罢袁事件高度关注，认为袁世凯是维持中国稳定的关键人物；日本方面则持观望态度，既不愿袁世凯过于强势，也不希望清廷完全失控。列强的态度进一步限制了载沣的选择空间。
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载沣罢袁的深远影响在于它打破了清末满汉合作的最后纽带。此前清廷虽腐朽，但通过汉族大臣（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还能勉强运转。罢袁之后，满族亲贵独揽大权，汉族精英被排斥，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维持统治的社会基础。三年后的覆亡，不过是这一决定的必然结果。
两年后，武昌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载沣的清廷束手无策，派去的满人嫡系打不过，只能厚着脸皮”恭请”正在老家养足疾的袁世凯出山。这一次，袁世凯带着他的北洋军回来了——不再是当大清的保镖，而是当大清的掘墓人。他软硬兼施，逼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颁布退位诏书。一个为保卫大清而生的军事集团，最终亲手终结了大清国运。
回顾载沣罢袁事件，可以看到清末权力结构的深层问题：北洋军从诞生之初就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袁世凯的私产。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军官全部由他一手提拔，从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北洋三杰”到各级标统、管带，职业生涯的起步和升迁全看袁的一句话。士兵的思想灌输也很明确——忠于朝廷是应该的，但首先听袁宫保的命令。发饷通过各级军官层层下发，士兵看到的衣食父母是自己的长官和袁世凯，远在天边的皇帝太后太过遥远。这种”兵为将有”的模式，埋下了军阀割据的种子。
学者唐德刚的总结一语中的：袁世凯练兵，把兵练成了他自己的私产，而不是国家的公器。载沣罢袁只是把私产的主人赶走了，私产本身依然存在，而且因为失去了节制它的权威人物而更加不受控制。从这个角度看，1909年1月2日的那道上谕，与其说是载沣的政治胜利，不如说是他为清王朝写下的死亡判决书——只不过死刑的执行，推迟到了三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