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9年1月20日，英格兰的土地上发生了一件在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一群贵族与教士齐聚一堂，以”议会”的名义审议国事。这便是英格兰议会首次举行会议的历史性时刻。要知道，在十三世纪中叶的欧洲，国王的意志几乎等同于法律，谁敢对王权说”不”？但英格兰偏偏走出了这条与众不同的路。
议会诞生的背景，要从亨利三世的统治说起。亨利三世1216年登基时年仅九岁，初期由摄政大臣辅政，倒也平稳。但亲政之后，他表现出了对法国文化与教皇的过度亲近——重用法国亲戚、向教皇大量捐款、试图为儿子争夺西西里王位——这些举动耗费巨资，却与英格兰本土利益几乎毫无关系。更令贵族恼火的是，亨利三世拒绝遵守1215年《大宪章》中对王权的限制条款，不断绕过大宪章的约束征税和处分土地。
积怨在1258年爆发。那年六月，亨利三世被迫在牛津召开了一次被后人称为”狂暴议会”的会议。以西蒙·德·蒙德福特为首的贵族们武力闯宫，迫使国王接受了一份划时代的文件——《牛津条例》。条例的核心内容堪称革命性：国王的权力被置于一个十五人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该委员会由二十四人选出（其中十二人由国王提名，十二人由改革派提名）；首席大臣——即司法官和大法官——须由十五人委员会任命并对其负责；议会每年定期召开三次，审议国事。这是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以成文规则系统性地限制王权，其激进程度甚至在之后的几百年里都鲜有超越——直到1640年代查理一世被处决前夕。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确认《牛津条例》的文书被分发到英格兰各郡的行政长官手中，文书同时使用拉丁文、法文和中古英文三种语言书写。自诺曼征服以来两百年间，英格兰的政府文件几乎只用拉丁文和法文，此番加入英文，象征着英格兰治理体系的本土化转向——统治不再只是诺曼贵族的私事，开始成为全体英格兰人的公共事务。
1259年1月20日的首次议会会议，正是在《牛津条例》的制度框架下召开的。条例规定议会每年召开三次，这次会议属于条例生效后的例行会议之一，但作为首次实践，它的意义在于将纸面上的条文变成了现实中的政治操作。贵族们齐聚一堂，就税收、司法、地方行政等议题展开讨论与表决——国王不再是唯一的决策者，国家大事须经过议会审议才能推行。
然而，《牛津条例》的寿命并不长久。亨利三世不甘受制，在1261年借助教皇的支持废除了条例，引发了第二次贵族战争（1263-1267年）。1264年5月，西蒙·德·蒙德福特在路易斯战役中击败王党军队，生擒爱德华王子，成为英格兰的实际统治者。掌权之后，蒙德福特做了一个更具深远影响的决定：1265年，他召集了一次议会，与会者不仅有贵族和高级教士，还首次纳入了各郡骑士代表和城镇市民代表。这是中世纪欧洲第一次由平民代表参加的议会，被视为现代议会制的起源。
蒙德福特本人出身法国贵族家庭，第六代莱切斯特伯爵，按血缘论与英格兰本土并无多少渊源。但恰恰是他，成为了英格兰议会民主的奠基人。他的改革动机既有对王权滥用的愤怒，也有对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联合骑士和市民，可以壮大对抗国王的力量基础。不过，无论动机如何复杂，他开创的代议制度模式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蒙德福特的统治仅持续一年多。1265年8月4日，在伊夫舍姆战役中，王党军队击溃了蒙德福特的部队，蒙德福特本人阵亡。爱德华王子即后来的爱德华一世登基后，虽然正式废除了《牛津条例》，却并未完全否定议会制度本身。他意识到议会作为征税合法化的工具具有实用价值——国王要打仗就得要钱，而通过议会批准征税比强行摊派更有效。于是，议会制度在王权与贵族的博弈中逐渐稳固下来，从一种对抗王权的武器，演变为国王与臣民协商治理的制度平台。
从更长的历史脉络看，1259年的首次议会会议只是起点。1688年”光荣革命”后，议会于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1701年通过《王位继承法》，彻底确立了议会在立法、财政、监督行政等方面的最高权力。议会从一个每年开三次的贵族协商机制，成长为现代民主国家的核心制度。而这一切的开端，都指向十三世纪中叶那场贵族闯宫、国王被迫签约的牛津之变，以及随之而来的首次议会会议。
《牛津条例》虽然被废除了，但它留下的理念——国家大事须经议会讨论、国王与臣民应合作治理——已深植英格兰人的政治意识中。法律学者安·莱恩曾评价，这些条款”带有许多中世纪时期朝宪政变革方向初试的痕迹，虽然不够成熟，却指明了方向”。1259年1月20日的那场会议，便是这方向上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