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4日，尼罗河三角洲曼努菲亚省的米塞利赫村一户农民家里，降生了一个男婴，取名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在田垄间长大的孩子，日后会成为统治埃及近三十年的第四任总统。彼时的埃及仍处于英国殖民阴影与王室衰微的交错之中，乡村的贫困和家庭的清苦，构成了穆巴拉克童年最深的底色，也让他自幼懂得忍耐与蓄势。
少年穆巴拉克读书刻苦，1949年和1950年先后从埃及军事学院、空军学院毕业，自此与蓝天结下不解之缘。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他三次赴苏联学习飞行与参谋业务，归国后历任空军学院教官、轰炸机旅旅长、空军基地司令。1967年”六五战争”中，埃及空军在开战数小时内便被以色列摧毁于地面，遭受空前重创，穆巴拉克临危受命出任空军学院院长，承担起重整空军骨干的重任。两年后，他升任空军参谋长，又在1972年4月出任空军司令，并兼任国防部副部长。
1973年”十月战争”，他指挥空军有力支援地面部队渡过苏伊士运河、突破巴列夫防线，作战有功，荣获”西奈之星”最高军事勋章，被民众称作”空中英雄”。这场战争虽未全胜，却洗刷了1967年的耻辱，也让穆巴拉克的声望在军中乃至全国直线上升，为他日后踏入政坛铺平了道路。
1975年4月，穆巴拉克被任命为副总统，正式步入国家权力核心，也成了总统萨达特最倚重的副手。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在开罗检阅军队时遇刺身亡，副总统穆巴拉克幸免于难。经全国公民投票，他以98.46%的高票当选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从此开启了长达三十年的执政生涯。执政初期，埃及因1979年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而遭阿拉伯世界孤立，国内经济困顿、伊斯兰极端势力抬头。穆巴拉克以强硬手段恢复社会秩序，颁布紧急状态法，同时推行经济改革。
在地区事务上，他继承了萨达特开启的埃以和平路线。1978年，萨达特与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戴维营会谈，次年两国正式建交，埃及由此成为首个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这一抉择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始终充满争议，却也让埃及稳住了西方盟友的援助与贷款。两伊战争、海湾战争期间，他周旋于各方，既维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又试图守护埃及在阿拉伯阵营中的立足之地。1987年、1993年、1999年、2005年，他四度连任总统，并在教育、基础设施与民族工业上投入颇多，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的面貌在他任内明显改观。
穆巴拉克的对外政策始终围绕埃及利益展开。在阿以问题上，他坚持和平但要回被占领土的立场，多次主持阿拉伯国家峰会协调立场；在巴以冲突中，他既与以色列保持接触，又在国内舆论压力下声援巴勒斯坦，扮演了西方与阿拉伯世界之间不可或缺的缓冲角色。他执政期间，埃及重新回到阿拉伯联盟总部所在地，一度被视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头羊”，其分量远超一个国家的体量，也成为美国在中东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
经济方面，穆巴拉克在1974年推出”开放政策”（infitah），鼓励私人投资与外资进入，意图扭转国有化时代的僵化；苏伊士运河收入、侨汇与石油，成为支撑经济的支柱。这些举措带来一段增长期，却也造成通货膨胀、贫富分化与腐败蔓延。进入二十一世纪，他推动部分政治开放，2005年首次举行有多名候选人的总统选举，却始终不愿真正放松对权力的掌控，其子贾迈勒·穆巴拉克的崛起，更让外界怀疑埃及正滑向”世袭”。
然而，长期援引紧急状态法、压制反对声音、权力与家族的过度捆绑，让积怨在沉默中滋长。人口增长与青年失业成为难以消化的压力，物价上涨更点燃了民怨。2011年1月，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民众抗议浪潮席卷埃及，1月25日开罗解放广场聚集起要求变革的人潮，1月28日”愤怒的星期五”冲突升级，军队最终选择不向民众开枪。2月11日，执政近三十年的他宣布辞职，政权由军方接管。
此后他身陷审讯，成为埃及首位受审的前国家元首，2012年被判无期徒刑，2017年部分罪名获释。2020年2月25日，穆巴拉克在开罗病逝，终年91岁。从农民之子到空军英雄，从铁腕总统到审判席上的老人，他跌宕的一生，恰是二十世纪中东政治风云的一枚缩影，也留下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强人政治退场之后，脆弱的民主体制该如何落地，而外部扶植的秩序，又能否替代一个社会自身生长出的共识。
在军事领域，穆巴拉克任内持续整军，使埃及空军保持阿拉伯世界前列，并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军售与安全合作，埃及由此成为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受援国之一。这种军事依存，既是防御需要，也深刻塑造了埃及的外交选择，使其在中东格局中始终扮演美国盟友与阿拉伯国家双重角色。
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大力推进初等教育普及与高校扩招，派遣留学生赴欧美进修，埃及的人力资源在数十年间明显改善。与此同时，国家媒体的管控与言论空间的收紧，又让社会的不满缺乏制度化出口，矛盾在高压下悄然积累，一旦松动便喷薄而出。
晚年，他面对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世俗力量的拉锯，既打击恐怖势力，又在宗教与世俗之间维持脆弱平衡。当他2011年离去时，埃及并未即刻走向稳定，而是陷入漫长的转型阵痛。或许正因如此，后人对他的评价始终分裂：有人记得经济开放与外交斡旋，有人难忘紧急状态下的噤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