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月2日，旅顺口俄军司令阿纳托利·斯特塞尔率部向日军投降，持续近一年的旅顺围攻战宣告终结。这场围攻是日俄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双方伤亡逾十万。
旅顺港地处中国辽东半岛南端，1898年被沙俄强行租借后投入巨资修建要塞，使之成为俄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至1904年初，基地驻泊各类舰艇48艘，驻军4.2万人。俄国修筑了坚固的堡垒群，计划安装552门火炮，但只有116门到位。
1904年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旅顺港。此后半年间，日军对旅顺发动了多次大规模攻击。6月，乃木希典率领第3集团军4.8万人登陆大连湾，向旅顺侧后展开。8月19日，日军5万人发起第一次总攻，乃木采取”肉弹”战术轮番冲击，遭俄军顽强抵抗，伤亡1.6万人后正面进攻被击退。9月19日第二次强攻仅攻克3座堡垒。10月26日第三次强攻依然进展甚微。
战局的关键转折出现在203高地。11月26日，日军投入6.4万人发起第四次总攻。经9昼夜血战，12月5日终于攻下瞰制旅顺港的203高地。日军随即在高地设置炮兵观测站，用280毫米榴弹炮猛轰港内俄舰，俄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部丧失战斗力。此后各堡垒相继被攻破：12月18日东鸡冠山，28日二龙山，31日松树山。
1905年1月1日望台炮台失守，斯特塞尔自知大势已去。12月29日他召开军事会议，七名将领中五人主张继续抵抗，但他执意求和。1月1日下午，斯特塞尔派军使打着白旗到水师营日军司令部乞降。1月2日上午11时，斯特塞尔骑西伯利亚白马赶到水师营，与乃木希典会面签署投降书。投降仪式充满戏剧性——斯特塞尔特意穿上崭新将军服，14名俄国军官军装笔挺、皮鞋锃亮，”仿佛要去参加舞会而非投降仪式”。斯特塞尔还将白马赠予乃木作为临别礼物。
根据投降协议，俄军军官可保留佩剑，士兵成为战俘。俄军将校878人、士兵23491人沦为俘虏。当晚俄军自沉6艘驱逐舰和3艘鱼雷艇，另有驱逐舰突围至烟台和青岛被扣留。1月3日正午俄军正式移交旅顺要塞。
此役日军投入13万兵力，历时135天，伤亡5.9万人。俄军战死伤约4.3万至7.1万人。旅顺陷落直接导致俄军满洲主力侧翼暴露，两个月后在奉天会战中再遭重创，五个月后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
斯特塞尔回国后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改判10年监禁，1909年获沙皇赦免，1915年病逝。乃木希典虽获胜，却因伤亡惨重遭国内谴责。1912年明治天皇驾崩当日，乃木夫妇切腹殉死。
旅顺之战发生在中国的领土上，清政府却宣布”局外中立”，划辽河以东为交战区，放任日俄蹂躏东北大地。这是近代中国屈辱外交的一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国土上厮杀，而主权国竟不敢干预。东北百姓在战火中饱受摧残，财产损失无法估量，无数平民死于炮火、饥寒与屠杀。旅顺城本身也经历了惨痛的劫难——日军攻入后曾对城内居民进行大规模屠杀，据估计约两万平民遇难。
从军事史角度看，旅顺围攻战展示了近代要塞攻防的新形态。俄军依托坚固堡垒长期固守，日军则用坑道爆破、重型榴弹炮等新手段逐步啃下要塞。203高地的攻占堪称转折点——一旦取得瞰制位置，陆炮即可消灭港内舰队，这比海军封锁远为高效。另一方面，要塞防御也证明，守军与陆海军密切协同才可能长期固守，而俄军海军几乎无所作为，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旅顺陷落的消息传到东京，民众燃放鞭炮庆祝胜利。而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期望用军事胜利压制国内革命浪潮，旅顺的失守恰恰相反——它加速了1905年革命的爆发。两个月后的”流血星期日”事件，正是战争失败催化的社会危机。战败的耻辱直接动摇了沙皇体制的根基。
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日俄于1905年9月5日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俄国将旅顺租借权转交日本，中国辽东半岛的统治权又一次易手。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55年苏联撤军，旅顺港在六十一年间经历了日本、俄国、苏联的轮番占领，直到新中国才最终收回这个百年军港。
日俄战争本身也是一场帝国主义的争夺战。俄国从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之后逐步控制东北，修筑中东铁路，强租旅顺大连，企图将东北变成”黄俄罗斯”。日本则视东北和朝鲜为”大陆政策”的核心目标。两国在中国领土上厮杀，争夺的却是对中国的控制权。清政府的”中立”声明，与其说是外交策略，不如说是无力自保的无奈选择。战争期间，东北人民的自发反抗——组织团练、袭击侵略军——反倒是这片土地上真正有骨气的举动。
旅顺之战留下的教训是多面的。对军事研究者而言，它证明了要塞在现代火炮面前并非不可攻破，但攻方付出的代价也极其高昂。对政治观察者而言，一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最终的受害者是中国的平民。旅顺口的那场围攻，在中国近代史上刻下的不只是军事胜负的记录，更是一段关于主权丧失与民族觉醒的沉重篇章。围攻战中，日军士兵踏着同伴遗体冲锋的画面，俄军将领在投降仪式上保持尊严的姿态，以及东北百姓在炮火中挣扎的日常——这些细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战争与政治、勇气与屈辱并存的复杂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