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4年1月10日，巴格达，一位老人走完了他横跨亚欧的一生。他叫拉班·扫马，一个生于北京、足迹最远到达巴黎的景教教士，被后人称作「东方的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闻名于世的同一个时代，东方也有一位旅行家用眼睛记录过西方，只是他的名字，长期少有人知。
扫马约一二二五年生于北京，据中国史书记载是汪古人，叙利亚文献则称其为畏兀儿人；父亲是当地的景教巡察使。他三十岁正式成为修士，在房山一处洞穴中修行，远近闻名，人称「扫马长老」。不久，一名来自霍山（今内蒙古东胜一带）的景教徒马古斯投入门下。一二七六年，二人得到忽必烈的许可，踏上朝圣之途，想去耶路撒冷。他们经西夏、和田、喀什、撒马尔罕等地，跋涉四年，抵达伊儿汗国都城，见到了东方亚述教会牧首。彼时耶路撒冷已被马木留克占据，朝圣无望，马古斯被任命为契丹（北中国）景教总管，取名马·雅巴拉哈，扫马为巡查总使；牧首去世后，马·雅巴拉哈因蒙古出身被选为新任大总管，称马·雅巴拉哈三世。
一二八七年，伊儿汗国大汗阿鲁浑想联合基督教世界对抗马木留克，派扫马出使。他先到君士坦丁堡，拜见东罗马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再到罗马，恰逢教皇何诺四世新逝、教廷空缺，便转往巴黎，见到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对方表示愿派军合作夺回耶路撒冷；随后又在加斯科涅会见了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一世。一二八八年回程中，他会见新任教皇尼古拉四世，递交国书。尼古拉四世允许他留罗马过复活节，扫马主持了景教弥撒，受到「语不同但礼相同」的认可。
这次出使虽未促成直接的军事同盟，却让罗马教廷更相信东方统治者亲近基督教，并遣孟特戈维诺等教士东来；不久，景教教会也正式承认罗马教皇为领袖。此次外交也牵动了后来的历史——伊儿汗国与欧洲虽未结成联军，但东西方教会的短暂接近，为后来的传教活动打开了通道。一二九四年，扫马逝于巴格达。他用波斯文写下的游记原稿已佚，直到一八八七年，一份叙利亚文《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才在土耳其被发现并重见天日，扫马的旅程因而为世人所知。
他的记载，与马可·波罗恰成对照——一个从西看东，一个从东看西。马可·波罗笔下是富庶神秘的东方，扫马笔下则是陌生的西欧君主与教堂。两人共同拼出了那个时代欧亚大陆两端的彼此想象：当威尼斯的商人向北讲述中国的繁华时，北京的修士也正向西描述着巴黎的宫廷与罗马的教堂。这也提醒我们，在丝绸之路上，向东走和向西走的人，其实一直在互相打量。
扫马生活的年代，大都（今北京）是欧亚大陆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城内住着不少景教徒，他们多来自中亚的畏兀儿、汪古等部族。扫马自幼浸润在景教传统中，成年后选择在房山的山洞中苦修，禁食祈祷，声名渐播，人称「扫马长老」。他的修行并非与世隔绝——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年轻的马古斯，两人萌生了远赴圣地的心愿。
西行的路途充满艰险。他们翻越帕米尔高原，穿越中亚的绿洲城邦，一路上既要应付盗匪，也要适应迥异的气候与语言。抵达伊儿汗国时，朝圣已无可能，却意外得到大汗的信任。伊儿汗国是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统治着波斯到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大汗阿鲁浑急于打通与欧洲的联系，以夹击共同的敌人马木留克，扫马因此被推到了外交前台。
扫马的游记原稿用波斯文写成，长期湮没无闻。直到十九世纪末，一份叙利亚文译本在土耳其的教堂藏书里被发现，经学者整理出版，世人才得以了解这位东方使者的见闻。今天，他的故事被视作丝绸之路上文明互鉴的例证——一个来自北京的基督徒，曾代表东方的蒙古汗国，与西方的教皇、国王平等对话。这种跨越洲际的交流，比人们通常以为的要早得多、也深得多。
扫马的出使，在东西方交流史上意义独特。在此之前，欧洲对东方的了解多来自零星的传闻与商人转述；扫马则是第一个以官方使者身份、从东方抵达西欧的基督徒。他向欧洲君主递交的国书，代表了蒙古伊儿汗国与西方结盟的诚意，也让欧洲第一次从「内部」看到了这个庞大帝国。尽管军事同盟未能达成，文化与宗教的对话却由此开启。
更值得注意的是，扫马的旅程与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几乎同步。当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出发、向东走近中国时，扫马正从大都向西、走向巴黎。两人像在丝绸之路两端相向而行，各自记录着陌生的世界。如果说马可·波罗让西方看见了东方的繁华，那么扫马则让东方记住了西欧的面孔。今天重读扫马，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段个人的奇遇，更是一个早已被遗忘的、东方主动走向世界的时刻——在「一带一路」被反复提及的今天，这位七百年前的北京修士，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当代意义。
拉班·扫马的一生，是丝绸之路上一段被埋没的传奇。他本是北京城里的修士，却因一次偶然的朝圣心愿，走到了巴黎的宫廷；他本是谦卑的苦行者，却成了东西方之间第一位来自东方的正式使者。比起马可·波罗笔下那个富庶神秘的东方，扫马留下的，是一个更真实、也更动人的东方形象——好奇、开放、愿意走向世界。七百多年后再看，他的旅程提醒我们：文明之间的对话，从来不是单行道；当西方打量东方时，东方也早已在打量西方。这份互相凝视的早，值得我们今天重新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