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14日，纳粹德国政府通过了《预防遗传病后代法》。这部法案并非希特勒一时兴起的产物，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二十世纪初期，优生学在欧洲和美国一度成为热门科学研究领域。许多优生学家主张通过选择性繁育来”改善”社会，强制绝育被视为防止”劣等”个体繁衍后代的工具。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在这一领域走得尤为激进，其绝育法律和经验甚至成为纳粹立法的参考模板。纳粹上台后，将这些原本局限于学术讨论的优生学理念，转化为了国家机器层面的强制推行。
1934年1月1日，这部法律正式生效。其核心规定冷酷而精确：任何被认定患有九种假定遗传性疾病的人——包括先天性智力缺陷、精神分裂症、躁郁症、遗传性癫痫、亨廷顿舞蹈症、遗传性失明、遗传性失聪以及任何严重遗传性畸形——都必须接受强制绝育手术。此外，严重酒精成瘾者也被纳入绝育范围。法律并未止步于医学诊断，而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司法执行体系。在德国的每个地区法院辖区内，都设立了”遗传健康法庭”，由一名法官和两名医生组成，负责裁决绝育案件。
如果法庭裁定某人应当被绝育，当事人可以向上级遗传健康法庭提出上诉。但上诉的胜算微乎其微。据统计，1934年约有八万四千六百起案件被提交法庭，其中六万两千四百人被强制执行绝育。近四千人提出上诉，其中三千五百五十九人的上诉被驳回。法律甚至明确规定，在执行绝育时”可以使用暴力”。这意味着，如果当事人拒绝配合，警察可以强制将其押送至医院，实施手术。这种由国家授权的暴力绝育，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
受害者不仅包括精神疾病患者和身体残疾者，还扩展到被纳粹视为”种族威胁”的群体。罗姆人、混血儿、德国境内的黑人以及被指控为同性恋或性犯罪的男性，都成为法外绝育的对象。1935年的修正案进一步加码，规定如果遗传健康法庭宣布已孕妇女不宜生育，则分娩后即刻实施绝育。同年，纳粹政权还以”莱茵兰混血儿”为由，对德国平民与法国非洲占领军所生混血儿童实施了大规模绝育。到1935年，法庭审理案件增至八万八千一百起，强制执行绝育人数达到七万一千七百人。
在慕尼黑大学第一妇产科，1933年至1945年间共完成一千三百四十五例绝育手术，其中五十八例属于强制流产后的绝育。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痛苦与绝望。许多受害者后来还被纳入”T4行动”，遭到系统性杀害。安娜·莱恩克林、玛格丽特·H、威廉·维尔纳等人，在被迫绝育后，最终成为纳粹安乐死计划的牺牲品。讽刺的是，这些受害者至今仍未被官方正式认定为纳粹独裁的受害者，他们的遭遇被历史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这部法律的影响远超德国本土。纳粹政权善于将暴行包装为”科学”和”进步”。在实施优生法时，德国政府曾援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经验，声称强制绝育在西方已有成功先例。美国优生学家也对德国立法表示赞赏，保罗·波普诺甚至认为”德国法律比美国大多数州的绝育法起草得更好”，并相信德国政府会”保守、同情且明智地”执行法律。这种跨国知识交流，揭示了优生学在二十世纪初西方世界的广泛影响力，也让后人对”科学”名义下的暴行保持警惕。
随着战争爆发，绝育手术并未停止。到1944年，德国各地建立了超过两百个遗传健康法庭，累计强制绝育人数超过四十万。约五千人在绝育手术或相关强制流产中死亡。许多受害者终身遭受身心创伤，无法恢复正常生活。直到二战结束，这一法律才随着纳粹政权的崩溃而被废止。然而，对受害者的赔偿和官方认定却拖延了数十年，至今仍未完全解决。
1934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优生法，标志着国家权力以”种族卫生”为名，对公民身体实施系统性侵犯的开端。它不仅在纳粹暴行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也为后世提供了深刻的警示：当科学被意识形态绑架，当法律成为暴政的工具，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从这部法律到后来的种族灭绝，纳粹的极端政策呈现出一条清晰的递进链条。优生法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整个纳粹种族主义体系中最系统化的开端之一。它的教训在于，对人类尊严的侵犯一旦合法化，就会迅速滑向不可控制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