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24日清晨，文登天福山玉皇庙前，八十多名来自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人聚在一起。寒气逼人，可每个人的心里都像揣着一团火。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庄严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成立。一面用红布缝制的军旗，被郑重地交到大队长手中——这面后来被珍藏的军旗，残损了近三分之一，见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胶东人民抗日武装的诞生。
这面军旗的来历，本身就是一个故事。起义前夕，几位当地妇女连夜用红绸缝制，没有颜料，便用锅底灰描出旗上的字。她们或许不知道这面旗将来会陈列在纪念馆里，只知道队伍要有自己的旗。一九三七年十月起，日军侵入山东境内，济南、青岛等地相继陷落，胶东八百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山东省委派林一山、张加洛、理琪、宋澄、宋竹庭等人先后来到胶东，组织发动起义。十二月十五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县沟于家村成立，理琪任书记。特委决定以昆嵛山上的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为骨干，在天福山举行起义，时间定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天还没亮，特委的几个领导便登上天福山。
起义当天，参加人员组成第三军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理琪把军旗郑重授予二人，「团结起来，武装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在山谷里震响。天福山起义，标志着党领导的第一支胶东人民抗日武装诞生，揭开了胶东武装抗日的序幕。消息传开，各地群众扶老携幼来看自己的队伍，青年人踊跃报名入伍。到一九三八年三月，第三军已辖八个大队及特务队、游击支队，迅速壮大。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第三军一举攻占被日军占领的牟平县城。当天，理琪等二十多人在牟平城南雷神庙开会，被闻讯赶来的百余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包围。日军从围墙和大门外猛烈射击，理琪腹部连中三弹，仍坚持指挥作战。指战员们顽强抵抗数倍于己的敌人，打退一次又一次进攻。天黑后，在抗日友军策应下突围；转移途中，理琪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三十岁。雷神庙内弹痕累累的石碑，至今留着那场血战的印记。此战虽小，却打出了胶东抗战的声势，史称「血战雷神庙」。
在雷神庙战斗的影响下，荣成、黄县、蓬莱等地党组织也相继发动起义，第三军迅速发展到七千多人。这支队伍后来汇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力，先后整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成为胶东抗日的中坚力量。一支由八十多人起步的队伍，就这样在敌后扎下了根。那面残损的军旗，如今静静陈列在胶东抗战第一枪纪念馆里，像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等着后来的人去读。
这支队伍的火种，源自更早的斗争。一九三五年，胶东党组织发动「一一·四」暴动，虽遭镇压，余部退入昆嵛山，坚持游击活动，成为后来红军游击队的基础。理琪原名芦森，河南人，一九三六年受党派遣到胶东，整顿组织、积蓄力量。他曾在烟台被捕，狱中坚贞不屈，出狱后不顾身体虚弱，立即投入起义准备，把全部精力扑在武装抗日上。
起义的准备异常周密。特委成员分头串联，联络分散的党员和游击队员；那面军旗由当地妇女在灯下一针一线缝出，没有红布，就拆了被面；没有金线，就用黄布剪字贴上。十二月二十四日天未亮，理琪、吕志恒、林一山、张修己等登上天福山，等到人员到齐才宣布起义。许多人是步行几十里赶来的，脚上磨出了血泡，却没有一句怨言。
第三军成立后，在胶东大地播下抗日的种子。除雷神庙战斗外，部队转战文登、荣成、牟平、海阳一带，多次袭扰日伪据点。一九三八年春，第三军与掖县、蓬莱等地的起义武装会合，实力大增，后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成为山东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从天福山走出的这面旗帜，最终融进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洪流。
天福山起义的星火，很快燎原。到一九三八年年底，以第三军为骨干的山东抗日武装已发展到数万人，活动范围从胶东扩展到鲁中、鲁南。这支队伍后来成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的主力之一，在艰苦的敌后游击战中屡建战功。理琪牺牲后，战友们接续奋斗，让胶东根据地成为山东抗战的重要支柱，也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积蓄了力量。
今天，天福山起义纪念馆伫立在文登，那面残损的军旗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每年都有大批干部群众、青少年前来瞻仰，重温那段烽火岁月。起义所孕育的「胶东抗战第一枪」精神，已融入当地的城市记忆与红色血脉。回望一九三七年的那个寒冬，八十多人聚在天福山，或许没人想到，这支弱小的队伍会成长为改变山东命运的力量——历史往往就是这样，重要的转折，常常始于一群普通人安静而坚定的集结。
天福山起义虽然规模不大，却像一颗火种，点燃了胶东抗战的燎原之火。从八十几人起步的第三军，到后来纵横山东的八路军劲旅，这条成长轨迹，是中共抗日武装在敌后艰难生根、由小到大的缩影。理琪、于得水、宋澄这些名字，或许不如一些名将耳熟能详，但正是无数这样扎根乡土的共产党人，把一盘散沙的民众拧成一股绳。天福山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的转折，常常始于一群信念坚定的人，在最黑暗的时刻，选择点亮第一束火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