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嘱。国民党内部随之陷入暗流涌动的权力真空。以邹鲁、谢持、林森等人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会议，公开反对联俄联共，要求开除共产党员。与此同时，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在汪精卫、谭延闿、廖仲恺等人主持下，坚持孙中山确立的三大政策。两派的对峙，使得1926年元旦开幕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决定国民党走向的关键节点。
大会选址广州市大东路30号，即国民党中央党部旧址。出席代表278人，其中共产党员约百人，国民党左派人数亦不少。共产党人与左派携手，在会场上占据压倒优势。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实际上主持会务；谭平山、林祖涵等共产党人分别在组织部、农民部担任要职。陈延年、周恩来等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在幕后运筹帷幄，计划趁此机会打击右派，争取左派，使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到三分之一席位。
1月1日上午，大会正式开幕。汪精卫以政治委员会主席身份致开幕词，重申继续执行总理遗嘱和三大政策。随后几天，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政治、党务、军事、外交、工人、农民、妇女、青年等多方面的决议案。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参加西山会议的反共分子分别给予警告、开除党籍等纪律处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部分，必须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官僚、买办和土豪。
在工农运动方面，大会接受了共产党人提出的联络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工农运动的决议案。中共广东区委员会为此发表宣言，希望大会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下发展为群众政党，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这一愿景，在当时的广州似乎触手可及。然而，远在千里之外的上海，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陈独秀对此却持谨慎态度。他担心过分刺激国民党右派会引发反弹，遂派遣张国焘前往广州，指导中共党团在大会中的工作，明确要求在选举问题上采取妥协策略。
张国焘抵达广州后，与陈延年、周恩来等人的激进主张形成冲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共产党在选举中作出重大让步：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仅占7名；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仅1名。更关键的是，原本应被开除党籍的戴季陶、孙科等右派分子，在受到党纪处分后仍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这一妥协，在当时被解释为”团结中派、孤立右派”的策略，但日后被证明是致命的战略失误。蒋介石以”中派”面目出现，不仅保住了地位，还逐步攫取军权。
大会持续到1月19日闭幕。从决议案和宣言来看，国民党二大是一次高举左派旗帜的会议。它坚持了国共合作的方针，对西山会议派予以制裁，将国民革命的目标明确为反帝反封建。然而，从人事布局来看，这次大会却暗藏危机。共产党在选举中的退让，使右派势力得以保存；蒋介石凭借军事资本和伪装的中立姿态，悄然跻身权力核心。不到一年，中山舰事件爆发，蒋介石以铁腕手段驱逐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的裂痕由此公开化。
历史的吊诡在于，国民党二大召开时，会场上的口号声震耳欲聋，代表们的热情高涨，几乎没人注意到那个坐在角落里沉默寡言的军人。1926年元旦的广州，革命的前景看起来光明灿烂，但阴影已经在角落里悄然生长。会后建立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员几乎掌握了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等关键部门，这种表面的优势反而刺激了右派的反扑决心。蒋介石后来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其种子在1926年1月的选举妥协中就已经埋下。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国民党二大反映了早期国共合作的结构性矛盾。两党在反帝反封建的目标上有一致性，但在领导权、革命前途和阶级利益上存在根本分歧。共产党希望通过国民党这一平台发动工农群众，而国民党内的实力派则更看重军队和政权。当权宜之计的妥协让渡了关键职位，革命的果实便注定要在枪杆子的较量中重新分配。1926年元旦的广州会议，是国共合作的高光时刻，也是其裂痕显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