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真宗天禧五年，即1021年1月18日（农历1020年闰十二月三日），一个男孩在临江军判官王益的家中降生。王益一生辗转南北，做过几任州县小官，为人正直，执法严明。妻子吴氏通情达理，亦好学强记。这个家庭不算富裕，但书香氛围浓厚，对孩子的成长颇有影响。王安石自幼便显出超常的记忆力和求知欲，读书过目不忘，常常提出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更关键的是，他少年时代随父亲游历各地——从建安到江宁，从鄞县到舒州——亲眼看到了底层百姓的艰辛生活和朝廷治理的种种积弊。这些经历，比任何书本都更早地塑造了他”矫世变俗”的志向。
庆历二年（1042年），二十一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第四名，正式步入仕途。他没有选择留在京城谋取清贵职位，而是主动要求到地方任职。先是签书淮南判官，接着知鄞县。鄞县在今天浙江宁波一带，王安石到任后，并不像许多官员那样安于案牍文书。他走访乡间，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又在青黄不接的时节，将官仓储粮低息贷给农户——既能帮百姓度荒，又使官粮以陈换新。这些举措看似寻常，实则指向一个根本思路：国家治理应当以民生为本，以实用为先。鄞县的治理成效引起了朝野关注，也为日后大规模变法积累了第一手经验。
此后，王安石历任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职，在每一个岗位上都留下了务实的印记。地方官近二十年的经历，使他对北宋社会有了远超同时代大多数官僚的深刻认知。他看到的不只是个别地方的困境，而是一个贯穿全国的系统性病症：土地兼并加剧，贫富差距悬殊，财政日渐困窘，军备松弛涣散。嘉祐三年（1058年），他向宋仁宗递交了那篇著名的万言《言事书》，系统分析了宋朝”内忧外患交织”的困局，明确提出变更天下弊法的迫切性，以及培养适应变法革新人才的需要。他指出宋初以来各项制度的弊端——冗官、冗兵、冗费——已经使国家陷入积贫积弱的恶性循环。仁宗并未采纳这份方案。万言书虽然受到一般士大夫的称赞，却从最高统治层那里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种沉默反而坚定了王安石的决心。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年轻的新君急于摆脱困境，与王安石的改革思路一拍即合。王安石先被任命为江宁知府，旋即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1068年），他在”越次入对”中再次阐述变法主张，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列举北宋开国以来各项制度弊端。熙宁二年（1069年），拜参知政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指挥机构。次年，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在全国范围内大刀阔斧推行新法。
新法的内容覆盖了财政、军事、教育多个领域。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核心思路是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缓解社会矛盾。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旨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改变西北边防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教育方面整顿太学，实行”三舍法”，改革科举，进士科不再考诗赋而改试策论，以培养和选拔真正能从政的人才。王安石还与儿子王雱及吕惠卿等重新注释《周官》《尚书》《诗经》，颁之学官，各书不用先儒传注，时称《三经新义》——变法不只是改制度，也要改思想。
变法初期，宋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君臣配合堪称默契。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立场推行改革，态度强硬而坚定。然而，新法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来自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认为新法扰民、伤财、违制，批评青苗法强制放贷加重百姓负担，免役法使原本免役的穷人也要出钱。另一方面，变法阵营内部也逐渐出现裂痕——吕惠卿等人因权力争斗与王安石产生嫌隙。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次年复相，但形势已大为不同。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再次罢相，从此退出政坛，退居江宁半山园。
退隐之后，王安石的生活转向了另一种面貌。他寻山问水，赋诗作文，潜心佛道。晚年虽过着看似超脱的田园生活，心中却始终牵挂朝廷政局。这种避世与入世的矛盾，贯穿了他最后十年的光阴。元丰二年（1079年），他虽仍被拜为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封荆国公，但已无实际政治权力。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在江宁钟山病逝，谥号”文”，故又称王文公。
在文学上，王安石同样成就卓著。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说理与修辞，善用典故，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也有情韵深婉之作。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的文学创作并非象牙塔里的消遣——那些笔力千钧的诗文，始终与他的政治关怀交织在一起。
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但”失败”这个词远不足以概括这场改革的历史分量。变法所触及的问题——财政困窘、军备涣散、官僚冗滥——确是北宋的根本性困境。王安石提出的问题是对的，他的诊断是敏锐的。至于处方是否恰当、执行是否得当，千年来争论不休。支持者认为新法方向正确，只是保守势力阻挠和执行偏差导致了失败；反对者则认为新法本身就有根本性缺陷，强行推行只会加剧社会矛盾。这场争论至今没有定论。但有一点无可否认：王安石是北宋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少数真正试图从制度层面系统性回应国家困境的政治家。他的变法实践，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部分，都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列宁那句”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的评价，说的正是这种在历史关节点上敢于逆流而行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