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南京城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远在上海福州路，一家新书局也悄悄挂出了招牌，取名”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选在这个日子开张，意思再明显不过：新国家要有新教科书，新教科书得由新书店来编。
陆费逵，字伯鸿，祖籍浙江桐乡，1886年生人。他的曾祖陆费墀做过《四库全书》总校官、副总裁，算得上书香门第，但到陆费逵这辈，家道已经清淡。他少年时遍读经史和新学书籍，又自学了英文、日文，思想受革命风潮洗礼，比一般出版人要敏锐。辛亥革命前，他在商务印书馆做事，已经看出清廷气数将尽，新学必将大兴。别人还在观望，他暗中邀了沈知方、戴克敦几个同人，集资两万五千元，悄悄编起一套符合共和体制的教科书。
这一步棋，陆费逵押得极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各省纷纷独立，清廷学部颁行的旧教科书一夜之间全成了废纸。南京临时政府刚成立就通电：各种教科书务必合乎共和宗旨，清政府旧教材一律禁用。中华书局早有准备，民国一成立，成套的《中华新教科书》立刻推向市场，封面印着五色旗，体例耳目一新。用陆费逵自己的话说，那是”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几乎独占了中小学教科书市场。
中华书局打的旗号是”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前者针对旧教材，后者则直指当时盘踞市场的外资和合资书业。它一上来就摆出和商务印书馆竞争的架势，而陆费逵本人正是从商务出来的，这一战，颇有几分”子弟兵反戈”的味道。书局起步只是个小作坊，印刷所里不过六台机器，但借着改制的东风，扩张快得惊人。1913年资本增到十万元，在北京、天津、广州、汉口、南京都设了分局；1914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请来唐绍仪、王正廷、范源濂、梁启超当董事，梁启超还主编了《大中华》杂志；到1916年，资本已增至一百六十万元，分局四十余处，职工上千人，坐稳了国内第二大华商书局的位子。
爬得太快，难免闪着腰。1917年，中华书局因为扩充过度、经营失当，一度滑到破产边缘。陆费逵没有被压垮，他咬着牙坚持”出版对世道有用、国家有益的书”,重印《中华大字典》，续编《辞海》。后来得常州资本家吴镜渊投资，改组董事会，他复任总经理兼编辑所长，又办起《解放与改造》《新文化丛书》，创刊《心理》《学衡》《国语》《少年中国》《小朋友》等杂志。到1936年，中华书局资本扩至四百万元，沪港两厂职工三千余人，迎来鼎盛时期。
中华书局不是只会印课本。它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中华百科丛书》，以及后来的《辞海》《饮冰室合集》，一部部都是沉甸甸的文化工程。从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新教科书》，到《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一卷，这座印刷厂把百年中国的文脉印进了纸里。
陆费逵有句常被引用的话：”我们希望国家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一个布衣书商，把生意和家国绑在了一起。他1941年去世，没能看到抗战胜利，但中华书局这块牌子，扛过了太平洋战争的查封，扛过了迁渝、迁回上海的颠沛，一直扛到今天。
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的缠斗，是民国出版史最精彩的戏码。商务起步早、底子厚，中华靠的却是”快”和”准”——它押中了改制的窗口，教科书一上市就供不应求。陆费逵常讲，书业看着小，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谁都大。鼎盛时的中华书局，沪港两厂三千多人，分局遍布四十余城，出的《辞海》前后编了二十多年，成了几代人的案头书。抗战里书局两度被日军查封，迁重庆又迁回上海，纸页间夹着战火的味道。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它迁到北京，专心做古籍整理，二十四史点校本、《资治通鉴》这样的工程，大半出自它手。
陆费逵本人是个有意思的书生。他祖上出过《四库全书》总校官，到自己这辈家道已落，却凭着一股子预判时局的狠劲，在别人还在观望时悄悄编好了新课本。他坚信国家要进步，教育得先进步，教育要进步，书业得先进步。1941年他病逝于香港，没能看到抗战胜利，但中华书局这块牌子，扛过了查封、迁址、改朝换代，一直扛到今天，成了百年中国文化史上一枚抹不掉的印记。中华书局的教科书能一炮打响，靠的是踩准了共和的节拍。清廷旧教材里满是忠君尊孔，民国一立，这套全不能用，中华局赶印的新课本讲共和、讲公民、讲平等，正好对上各地的急需。它和商务的竞争也逼出了好东西：两家抢着出辞典、出古籍、出杂志，反倒把民国的出版业做厚了。从《中华新教科书》到《辞海》，中华书局出的每一本书，背后都是一群书生在乱世里守文化的执拗。陆费逵晚年常说，书业虽小，却比任何行业都更牵动国家社会的命脉，这股劲儿，让一家元旦开张的小作坊活成了一块文化的招牌。
1912年元旦那天上海福州路上挂出的那块招牌，起初不过是六台机器、几个理想主义者的赌注，谁料它日后会成为传统文化的守门人。陆费逵用一家书局证明了一件事：改朝换代的时候，最先要改的，是孩子们手里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