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一口粽子，载着两千年家国与祛病
农历五月初五，门上挂艾，江上赛舟，锅里煮着粽子。端午节过的不只是吃食，是古人驱疫的智慧和一份沉了千年的家国情怀。
端午节在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里别名最多的一个——端阳、重午、龙舟节、浴兰节、天中节、诗人节，近三十个别称，随便哪个都比本名热闹。可它到底怎么来的，至今没个定论。
最被人认的，是纪念屈原。战国时候楚国大夫屈原，主张联齐抗秦，被人排挤流放。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他悲愤之下，五月初五抱着石头投了汨罗江。百姓划船去捞，怕鱼虾啃他的身子，把米团丢进江里喂鱼——这便有了龙舟和粽子。南朝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头一回把这传说写定，从此屈原和端午就绑在了一起。江浙一带还另有说法：纪念伍子胥，他被夫差赐死、尸体投入钱塘江；浙江上虞则纪念十四岁投江寻父的孝女曹娥。一个节日，能同时装下忠臣、孝女，可见老百姓往里塞了多少心愿。
不过学者另有看法。闻一多在《端午考》里说，端午本是上古吴越民族的龙图腾祭。七千年前河姆渡的先民就拜龙，每年仲夏五月初五，吴越人雕龙形独木舟，由巫师带头下水竞渡，娱神祈雨。1976年浙江出土的战国“羽人竞渡纹铜钺”，刻着四人划龙舟，是目前最早的龙舟图像。这个源头比屈原早得多。两种说法不矛盾：先有的祭龙和水上竞渡，后来叠上了纪念屈原的故事，节日才越来越厚。
汉代以前，五月五日更像个“恶日”。仲夏湿热，疫病易生，虫子也多，古人怕，就把这天当毒日，忙着驱邪防病。《大戴礼》说五月五日蓄兰沐浴，用兰草汤洗身子；门上挂艾草菖蒲，艾能驱蚊，菖蒲叶子像剑，叫蒲剑，说是能斩邪。还喝雄黄酒、佩香囊、给小孩手腕系五彩绳——青白红黑黄，五种颜色，图个避灾。这些法子今天看是卫生常识，搁当时就是一整套过夏的防疫术。
真正让端午“好玩”起来，是隋唐。原来的避邪意味淡了，变成欢庆。唐玄宗在宫里大摆端午宴，写诗赐臣。龙舟竞渡在唐代最盛，上行下效，民间也跟着疯。到了明清，南方龙舟成了轰动一时的盛举，一条江两岸全是人。2006年，端午进了首批国家级非遗；2008年成了法定假日；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第一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明清两代，端午的玩法南北分了岔。北方重“避毒”和游赏：北京人从五月初一起就给小闺女打扮起来，头上簪石榴花，出嫁的女儿也要回娘家，这天索性被叫作“女儿节”。《帝京景物略》说，京城人午时前群入天坛，过午方出，名曰“避毒”；市面上卖天师符、钟馗像，“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孩子额上用雄黄画个“王”字，手腕系五色端午索，门口倒贴彩纸小葫芦以泄毒气，到初五午后一并摘下扔到街上，这叫“扔灾”。互相馈送的点心里有五毒饼，糕面上塑着蝎、蛇、蛤蟆、蜈蚣、蝎虎，是送亲友的上品。乡下更看重亲族往来，新嫁女得提前回娘家，称“躲端午”。
南方则是避瘟加竞渡。苏州人五月里在堂中挂钟馗图整整一个月“以祛邪魅”，佩辟瘟丹，把菖蒲截成剑、蓬草做成鞭悬在床头门上；妇女头上簪艾叶榴花，瓶里插枢葵石榴，合起来叫“端午景”。龙舟那边热闹得近乎疯：苏州龙船按城内方位各占一色，中舱伏着鼓手，两旁十六个划手，船头高亭上让小儿装扮台阁故事，人称“龙头太子”；游客往河里扔土罐、抛鸭子，让龙舟上的人下水去抢，抢得多的受上赏。山塘七里“几无驻足之地”，一连闹十天才散，苏州人管这叫“划龙船市”。辽金还有个游牧味十足的项目——射柳，插柳枝削去白皮，骑马用无羽箭射断再伸手接住者为上，这玩法从宋一直延续到明清。文人小孩则爱斗草，采药回来比谁认得的花名草名多，或者拿叶柄互相勾着拽，断的算输。白居易写“弄尘或斗草，尽日乐嬉嬉”，说的就是这个。
吃粽子是全民共识。糯米用箬叶或柊叶包成尖角、四角，南边咸、北边甜，咸的有肉有蛋黄，甜的有豆沙枣泥。马王堆汉墓出土过黍米粽子实物，证明汉代已有粽食。早先粽子叫角黍，是祭祖先神灵的供品，后来才成了节令吃食，还漂洋过海到了日本、朝鲜、东南亚。
如今过端午，城市里未必人人挂艾，但超市的粽子礼盒照摆，江上的龙舟赛照办。这个节有意思的地方，是它把两件不搭边的事捏在一块儿：一边是讲卫生、防生病的最朴素生存经验，一边是念屈原、敬忠烈的家国情怀。一口粽子下肚，既有草木的药香，也有千年的叹息。节过了两千年还没散，大概就是因为——中国人既怕病，也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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