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籁之音:侗族大歌从山野走向世界非遗的旅程
侗乡有句老话:“饭养身,歌养心。”在侗族人心里,唱歌和吃饭差不多,都是活着的刚需。而侗族音乐里最耀眼的,非“大歌”莫属。它是多声部、无指挥、无伴奏的自然和声合唱,领唱与众人合唱相配合,分出高低音声部,形成一种“众低独高”的复调结构——主旋律在低声部,高声部是派生出来的。这种完整的多声部民间合唱,被音乐界誉为“天籁之音”,也是中国目前所发现最完美的民间合唱形式之一,西方有学者称它为“像珍珠一样宝贵的音乐遗产”。
大歌的历史长得惊人。学者们把它上推到春秋战国时期,说它源于古代越人后裔,距今两千五百年上下。侗人自己也有说法:“汉人有字传书本,侗人无字传歌声;祖辈传唱到父辈,父辈传唱到儿孙。”没有文字,就靠歌声把历史、经验和情感一代代接住。宋代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就写过“仡伶”聚众唱歌,“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明代邝露《赤雅》记“侗人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说的正是这番光景。一首歌能唱两千年,靠的不是乐谱,而是人的记忆,是火塘边、鼓楼里一代代口耳相授的耐心。
大歌按内容和形式,大致分三类。普通大歌(嘎老)题材最广,常以流行地名命名,外寨客人来时本寨先唱“噢嗨顶”相迎;声音大歌(嘎所)以曲调和歌队的声音为主,歌词短,后半段拖出长长的衬腔,多由女声演唱,擅长模拟蝉鸣、流水;叙事大歌用合唱讲侗族爱情故事,又可分段落繁多的“嘎窘”和句子较多、节奏自由的“嘎吉卜”。无论哪一类,都在模仿自然——鸟叫虫鸣、高山流水,被他们唱进了和声里。在结构方面,侗族称一首大歌为一“枚”,一“枚”由若干“角”组成,“角”又分“起顿”“更夺”“拉嗓子”三部分,层次分明,训练有素的歌班才能唱得严丝合缝。
这门艺术真正被世界看见,是近几十年的事。1959 年侗族民间合唱团进京演出,原汁原味的大歌引起轰动;2010 年又应邀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2006 年侗族大歌列入国家级非遗,2009 年 9 月 30 日,它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且是中国第一个跻身该名录的民间多声部民歌。鼓楼是它演唱和传承的场所,歌班、歌队是它活着的载体;“月也”“月屯”这类寨际走访,更把大歌一代代养大。今天,学校里也开了大歌课,由寨里的歌师教娃娃们唱“青蛙歌”。从山野的火塘边,到联合国的会场,侗族大歌走了很远的路,可那股子“歌养心”的劲儿,一点没变,反倒让全世界都听见了山里的和声。
大歌之所以能活两千年,靠的是一套严密的传承制度。每个侗寨都有歌师,农闲教歌、节日赛歌,孩子从小在歌里长大。一首大歌往往由歌班集体掌握,谁忘了一句,旁人接上,记忆因此分散又牢固,像鼓楼的一根根柱子,少一根都不稳。正是这种“集体记忆”,让无字之歌逃过了时间的磨损。当然,大歌也面临所有非遗共同的难题:会唱的老人老去,年轻人追的是流行乐。好在申遗之后,侗寨开了传习所,学校排了课程,连维也纳的掌声也传回了山里。歌声没断,只是换了一批嗓子。只要还有人愿意在鼓楼里抬起头来和声,那“众低独高”的调子,就还会在山谷里飘下去,把下一个千年接着唱。
有意思的是,大歌的“众低独高”恰似侗族社会的缩影:低声部是众人,是根基;高声部是领唱,是那一两个被推出来的人。平日里大家平着过,关键时刻有人起个头,众人跟上,和声就起来了。这哪里只是音乐,分明是一套关于“集体与个人”的古老教案。侗族人未必说得出这套理论,却用几千年的合唱把它唱成了本能。当现代社会越来越强调“我”,侗乡的山谷里仍回荡着“我们”——这或许正是大歌最该被世界听见的地方,它教人怎么和旁人合上拍,怎么在众声里既不丢失自己、也不淹没他人。
说到底,大歌教给世界的不只是一套唱法。它证明没有文字的人,照样能把自己活得清清楚楚——历史靠歌记,规矩靠歌传,连喜怒哀乐都唱给山水听。当城里人苦于记不住根在哪儿,山里的侗家人早把来路写进了每一首多声部的和声里,谁也抹不掉,也谁都抢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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