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初十的夜晚，江都宫里火光四起。几万名为关中籍的骁果禁卫发动兵变，很快控制了宫城。第二天清晨，隋炀帝杨广被押到寝殿前，问领头的人：我何罪至此？得到的回答是：溥天同怨，何止一人！随后，校尉令狐行达用炀帝自己解下的练巾将他缢死。立国三十八年的隋朝，到此画上句号。
把时间往前推几年，情形完全不同。炀帝即位之初，营东都、开运河、通西域，国力看似鼎盛。可连年的大工程和大征伐，把社会的承受力一点点榨干。大业七年（611年），王薄在长白山唱着《无向辽东浪死歌》首揭义旗，此后起义的烈火从黄河南北烧到江淮。到大业十三年前后，瓦岗军、河北窦建德、江淮杜伏威三股力量已经成气候。同年，李渊从晋阳起兵进入长安，立杨侑为恭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取而代之的意思已经不加掩饰。
炀帝自己并非没有察觉。他有时对着镜子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有时又自我宽慰，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可察觉归察觉，他采取的措施却是带着后宫一路南逃。大业十二年（616年），他第三次巡幸江都，从此再没回北方。到了江都，他依旧日夜宴饮，还挑了百来间房子，每房安排美女轮流转，借酒浇愁。
炀帝在位那些年，征高丽、开运河、修长城、巡西域，每一项都是巨量的人力物力。史书说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虽是概括，却也点出了当时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实情。大业七年起，兵役徭役几乎扰遍全国农户，老百姓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与其饿死，不如落草，起义就这样全面铺开。
瓦岗军是其中最有声势的一支。翟让、李密先后领袖其众，攻占兴洛仓开仓赈饥，聚集数十万人，还发布讨隋檄文，把炀帝的罪状一条条列出来。东都洛阳因此被死死拖住，王世充拼力防守也挡不住义军的压力。李密那篇檄文后来被人反复引用，里头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句子，成了形容炀帝暴政的经典。
真正要他命的，是跟在身边的骁果军。这些禁卫多是关中人，跟着皇帝到了江南，家乡遥不可及，天天想着西归。统领骁果的虎贲郎将司马德戡、直阁裴虔通、将作少监宇文智及等人，看准了这股思乡情绪，暗中串联。他们甚至放出风声，说皇帝听说骁果要叛，备了毒酒要在宴会上把人全毒死，只留下南方人。这一下，本就骚动的将士彻底坐不住了。
三月初十夜里，司马德戡引骁果从玄武门攻入，裴虔通、元礼直扑宫中。炀帝听见动静躲进永巷，还是被搜了出来，押到天明。兵变者推举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为大丞相，由他下令处死炀帝，并诛杀江都宫里的宗室、外戚和裴蕴、来护儿等亲近大臣。炀帝的侄孙秦王杨浩因和宇文智及交好，留了条命，被立为傀儡皇帝。
萧后和宫人拆了漆床的木板，草草做了口小棺，把炀帝暂时葬在西院流珠堂。当年八月，江都太守陈稜征得李渊同意，把炀帝改葬到吴公台下；唐武德二年（619年），又移葬扬州雷塘。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帝王，最后连口像样的棺木都没有。
江都兵变的意义，不只是一个皇帝死得窝囊。它标志着隋朝统治中枢的彻底瓦解，也给李渊提供了称帝的窗口。就在同年五月，李渊在长安即位，国号大唐，年号武德。从大业七年天下大乱，到大业十四年炀帝身死，不过七年，一个看似强大的王朝就这样垮了。宇文化及本人并不想当出头鸟，被推上前台时据说还吓得说不出话，可既然站在那个位置，就只能把事做绝。带着十余万隋官兵西归的路上，这支队伍很快分崩离析，宇文化及后来被窦建德击杀，杨浩也被废。隋朝的残余力量，在互相倾轧中消散。
后世读这段历史，常感叹炀帝的奢华与暴政，却也容易忽略一个事实：真正拖垮隋朝的，是连年不休的徭役征伐，和被这些重负压到极限的普通人身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