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1月2日，迈克尔·肯普·蒂皮特出生于伦敦。这位英国作曲家活了将近一个世纪，他的一生和创作横跨了动荡的二十世纪，而他的音乐始终回应着时代的脉搏。
蒂皮特在伦敦长大，少年时期在萨福克郡度过。他的母亲热衷妇女参政运动，这在他身上留下了对社会正义的敏感。上中学时他才真正接触音乐，1923年进入皇家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后来又师从R.O.莫里斯继续深造。他在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创作，但后来认为这些早期作品因缺乏原创性和过分投入左翼政治而不够成熟，遂将其撤回。
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让蒂皮特投入了大量政治活动。他组织音乐项目为失业矿工提振士气，一度信仰托洛茨基的持续革命理论。然而，随着二战爆发和个人情感危机的出现，蒂皮特接受了荣格心理治疗，从此抛弃一切形式的暴力主张，转向了绝对的和平主义。他登记为良心反战者，拒绝遵守免役条件，因此在 Wormwood Scrubs 监狱服刑两个月。
战争期间，蒂皮特写出了一批重要作品：两部弦乐四重奏、一部交响曲、双弦乐队协奏曲，以及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这部作品以1938年水晶之夜事件为线索，用黑人灵歌替代传统受难曲的众赞歌，手法大胆而情感真挚，1944年由伦敦爱乐乐团首演后一举成名。
战后，蒂皮特在莫利学院担任音乐总监直至1951年，在此期间创建了一个有历史意义音乐系，合唱和乐团推广并广播了当时被忽视的文艺复兴和巴洛克作品。他的第一部成熟歌剧《仲夏结婚》及其衍生作品——钢琴协奏曲、科雷利主题幻想协奏曲——代表了抒情风格的巅峰。但评论界反应冷淡甚至公开敌意，1958年《第二交响曲》首演时乐队中途崩溃被迫重奏，更是令他处境尴尬。
蒂皮特并未退缩。1962年，第二部歌剧《普里阿摩王》在考文垂新教堂庆典上首演，音乐风格发生了剧烈转变——从抒情的流淌变为尖锐碎裂的拼贴，充满戏剧力量和棱角。这部作品的成功扭转了他的声誉，确立了他作为英国一流作曲家的地位。
60年代中期以后，蒂皮特多次赴美国参加阿斯彭音乐节，爵士和蓝调元素渗透进他的第三部歌剧《烦恼园》和《第三交响曲》。1966年受封爵士，1969至1974年主持巴斯国际音乐节。70年代的《冰破》融入了种族冲突和街头语言，第四交响曲末章引入蓝调歌曲与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对话，手法愈发多元。
晚年蒂皮特视力因黄斑变性而衰退，依赖助手迈克尔·蒂利特和伴侣梅里翁·鲍文。90岁生日庆典上，他与助手合作完成了最后的管弦乐作品《玫瑰湖》。1998年1月8日，蒂皮特在伦敦家中去世，享年93岁。他的讣告将他列为与埃尔加、沃恩·威廉斯和布里顿齐名的英国作曲家。
蒂皮特终生担任和平誓约联盟名誉主席。他的私生活则在柏拉图式的女性友谊与同性的激情恋情之间摇摆——最亲密的女性友人弗朗西斯卡·阿林森在战争结束时溺水自杀，长期伴侣卡尔·霍克在分手后自杀。最终他与鲍文建立了稳定关系，但坚持独居在威尔特郡乡间。一位将和平信念贯彻终生的作曲家，他的音乐就是他对这个混乱世纪最持久的回应。
蒂皮特的创作风格经历了三个明显阶段。早期作品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融合了后浪漫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特征，大量运用中世纪牧歌的复调技巧——对位交织，古朴精致又极为复杂。《第一交响曲》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中期从《第二交响曲》和《普里阿摩王》开始，整体风格变得粗犷：双调性和多调性叠置成为常用手段，节奏语言的个性完全成熟，作品富有戏剧力量和棱角，受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影响明显。70年代初《烦恼园》标志着第三阶段到来——前两个时期风格融合，抒情与粗犷并存，同时借鉴古今各类音乐形式，流行与严肃跨界碰撞，结构上反对单一原则，使用多种手法控制。
蒂皮特每部歌剧都自己撰写脚本，这在英国作曲家中并不常见。《仲夏结婚》的主题是自我解放与爱的救赎，《普里阿摩王》重述荷马史诗中特洛伊国王的悲剧，《烦恼园》处理心理压抑与释放，《冰破》直面种族冲突与青年理想。他的歌剧始终在追问个体如何在压迫中找到自由——这与他的和平主义和政治关怀一脉相承。
《我们时代的孩子》是蒂皮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1938年11月，一名犹太青年在巴黎刺杀了一名德国外交官，纳粹以此为借口发动了水晶之夜——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暴力。蒂皮特被这一事件震动，决定用清唱剧的形式回应。他没有采用传统受难曲的众赞歌，而是选择了美国黑人灵歌——”Steal Away””Go Down Moses””Deep River”——作为结构支点。这一手法既是对纳粹暴行的抗议，也是对更广泛的压迫与苦难的共鸣。
蒂皮特晚年在国际上声誉日隆。1979年获颁同伴荣誉勋章，1983年获功绩勋章——这是英国最尊贵的个人荣誉之一，仅限24名在世成员。他乐于穿着色彩鲜亮的奇装异服出现在电视访谈中，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公众人物。然而，声誉的攀升并未让他的晚期作品获得更广泛的演出机会。他去世后的百年庆典刚刚落幕，他的音乐便迅速从时尚中淡出——部分原因是他遗产管理不善导致财务混乱，部分原因则是他的作品对演奏者和听众都要求太高。
蒂皮特曾说：”我这最富诗意、最严肃、最充满激情的作曲家，属于那种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的那极少数人。”哲学家以赛亚·柏林的评价或许最贴切：”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