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6年1月24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发布《沃尔姆斯回绝决议》，公然宣布废黜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此举激怒了教皇，两个月后亨利被逐出教门，欧洲中世纪最著名的政教冲突由此爆发。
亨利四世生于1050年，是法兰克尼亚王朝（萨利安王朝）的德意志国王，1084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他即位后致力于加强王权，但德意志诸侯势力强大，罗马教会又享有不受世俗管辖的特权，亨利决定与这两股力量同时对抗。1075年，冲突表面化——他坚持控制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所有主教的叙任权，拒绝让教皇支持的米兰大主教就职。格列高利七世则决心使教皇权力凌驾于世俗君主之上，警告亨利不要干预教廷事务。
年轻气盛的亨利四世在《沃尔姆斯回绝决议》中指着教皇的鼻子大骂：”我，亨利，以国王及全体主教的名义，向你宣告——下台吧！下台吧！在时代的洪流里毁灭吧！”作为报复，格列高利七世于1076年2月将亨利革除教籍，解除其臣民的效忠誓约。这一处罚在当时意味着亨利若一年内不能获得宽恕，诸侯便不再承认其统治合法性。
德意志大部分诸侯果然表示，若亨利不能恢复教籍，他们就另选国王。亨利没有足够兵力制服叛乱诸侯，被迫低头。1077年1月，他冒着严寒翻越阿尔卑斯山，赶到教皇驻地卡诺莎城堡，据说在冰天雪地中赤脚站立了三天三夜，恳求教皇宽恕。格列高利七世明知亨利不会信守承诺，但终究取消了绝罚。”卡诺莎之行”由此成为西方世界中”忍辱投降”的代名词。
恢复教籍后，亨利迅速反击。他平定了诸侯叛乱，击败并擒杀了被选为对立国王的士瓦本公爵鲁道夫。1080年，格列高利七世再次绝罚亨利，亨利则再度宣布废黜教皇，扶立克雷芒三世。1084年，亨利率军攻占罗马，接受克雷芒三世加冕。格列高利七世弃城南逃，向诺曼人求援，诺曼人虽赶走了亨利，却同时洗劫了罗马。1085年，格列高利七世在流亡中客死萨莱诺。
亨利的晚年同样坎坷。1093年长子康拉德叛乱，1105年幼子亨利又反，成功夺位。亨利四世被儿子监禁后逃脱，不久去世。这场授职权之争直到1122年双方签订《沃尔姆斯宗教协定》才告一段落：主教由教士选举产生，世俗权力由皇帝授予，宗教权力由教皇授予。
这场延续近半个世纪的政教之争，深刻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局。卡诺莎之行表面上是教皇的胜利，实际上是双方博弈的缩影——亨利四世以暂时的屈辱换取了政治喘息，最终反败为胜。而格列高利七世虽在道义上占了上风，却落得客死他乡的结局。两人都不曾料到，他们的争斗会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被后世反复引用与讨论。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来看，授职权之争的核心是中世纪欧洲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边界之争。在此之前，皇帝任命主教甚至教皇乃是常态——亨利四世的父亲亨利三世就先后罢免了三位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改革，本质上是教廷试图摆脱世俗控制、确立独立权威的努力。1075年他发布《教皇敕令》，宣称”教皇有权废黜皇帝”、”一切君主应亲吻教皇的脚”，这些条款在当时无异于宣战书。
亨利四世的悲剧在于，他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强硬的教皇，还有趁机作乱的诸侯。被绝罚后，萨克森人复叛，克吕尼运动在德意志蔓延，他成了众矢之的。卡诺莎城堡的主人——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女伯爵——是教皇的盟友，正是她为格列高利七世提供了避难所。亨利四世携妻子贝尔塔和幼子康拉德翻越阿尔卑斯山，据记载，贝尔塔也免冠脱靴加入了忏悔，这对贵族女性而言是无以复加的耻辱，但这位王后仍决定与丈夫共患难。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城堡内也并非无动于衷。据《教权纪事》记载，城堡主人玛蒂尔达女伯爵和亨利四世的岳母阿德莱德女侯爵不断为亨利求情，甚至连一些克吕尼派教士也被他的忏悔所感动。教皇面临两难：赦免亨利，便失去加强神权的良机；不赦免，则这种卑微的忏悔势必给亨利赢得广泛同情。最终，格列高利七世在让亨利受尽精神羞辱后，恩赐了一个赦罪的吻——但仅恢复其教籍，并未恢复其国王权力。亨利还被要求写下效忠教皇的誓词。
亨利四世的”前踞后恭”并非出于怯懦，而是形格势禁下的权宜之计。他当皇帝时中央皇权已大不如前，诸侯虎视眈眈，教皇趁虚而入。卡诺莎之行是他以退为进的高明策略——用短暂的屈辱换取了政治喘息。事实证明这一策略奏效了：恢复教籍后，他名正言顺地平定叛乱，最终反攻罗马，让格列高利七世在流亡中郁郁而终。
1122年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虽以妥协告终，但授职权之争的深远影响远超当事双方的想象。它加速了德意志中央权力的衰落，为日后诸侯割据埋下伏笔；同时也推动了教廷改革的深化，为后来格里高利改革和教会法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在文化层面，这场争辩催生了大量政治理论著作，双方都从神学和法学角度论证权力的来源，间接促进了中世纪政治思想的发展。”卡诺莎”一词从此进入西方政治语汇，成为”屈辱让步”的永恒隐喻。
耐人寻味的是，八百年后，这段往事仍在左右着欧洲政治家的言辞。1872年，德意志帝国首相俾斯麦在与罗马教廷争夺教育与婚姻管辖权的”文化斗争”中，于帝国议会掷地有声地宣告：”我们不会去卡诺莎，无论精神上还是肉体上。”这句名言让”卡诺莎”从一段中世纪旧事升格为一种民族气节的象征，也让亨利四世赤脚立雪的画面被一代代欧洲人反复咀嚼。历史的吊诡在于：当年低头认错的亨利最终笑到了最后，而昂首不屈的格列高利七世却客死异乡——胜负从来不由一时的姿态决定，而取决于谁能在漫长的博弈中笑到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