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1月21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在巴黎病逝，享年57岁。他的骨灰后来被运至法国尼斯，安葬在妻子墓前。在地中海北岸的尼斯，至今竖立着一尊赫尔岑的铜像，他面容严峻，凝望翻滚的海面，仿佛仍在思考那个困扰其一生的重大问题——俄国与人类的出路何在。
赫尔岑1812年4月6日出生于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自幼在具有进步思想的家庭教师启蒙下向往自由、憎恨专制。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遭镇压，对他影响极深；14岁那年，他与挚友奥格辽夫在莫斯科城郊麻雀山上庄严宣誓，继承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1833年他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并获硕士学位，却随即被沙皇政府以”对社会极为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罪名逮捕流放。流放让他亲眼目睹官僚腐败与农奴制的残酷，反而坚定了反对专制与农奴制的立场。1842年回到莫斯科后，他投入哲学论战，与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等人一同成为40年代俄国社会思潮高涨时期最显赫的风云人物。
1847年，赫尔岑携家离开俄国前往西欧，从此开启长达二十余年的流亡生涯。法国1848年革命的失败使他陷入思想危机，也促使他重新思考社会根本问题。1850年他拒绝沙皇回国命令，加入瑞士国籍；1852年迁居伦敦，建立”自由俄罗斯印刷所”。1855年创办文艺政治丛刊《北极星》，1857年又与奥格辽夫合办《钟声》报，大量登载揭露沙皇专制与农奴制的文章资料，这些刊物被秘密运回俄国，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的解放运动。他的”俄国式社会主义”理论——寄望于俄国农村公社通向社会主义——成为后来民粹派运动的先声，也影响到列宁的革命思想。
赫尔岑一生最重要的文学成就是长篇回忆录《往事与随想》（1852—1868，共7卷）。这部被誉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的作品，从十二月党人起义一直写到巴黎公社前夕，将半个世纪里俄国与西欧的社会生活、革命事件与作者个人命运交织在一起，文笔生动、感情充沛，在世界自传体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中译本由巴金等翻译引入中国。列宁评价他是”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是”举起伟大旗帜来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这个蠹贼的第一人”。从莫斯科贵族少年到巴黎流亡者，赫尔岑用一生诠释了何谓对真理的不懈追寻。
在思想史上，赫尔岑的位置颇为独特。他既不属于纯粹的西方派，也不完全认同斯拉夫派，而是在对西欧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失望中，转向对俄国农民和农村公社的寄托，提出”俄国式社会主义”——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尚不发达、村社传统犹存，反倒可能绕过西欧的苦难直接走向社会主义。这一思路后来深刻影响了俄国的民粹派，也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前最具号召力的革命理论之一。他晚年目睹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兴起，又把目光投向工人阶级，完成了自身思想的又一次跨越。
赫尔岑的生命中也充满私人悲剧：母亲与幼子在海上遇难，婚姻出现危机，友人离散。他将个人的”家庭噩梦”化作笔下的沉痛与力量，在流亡的孤寂中坚持办刊、写作、发声。他没有活到俄国废除农奴制（1861）之后的岁月太久，更无缘目睹1917年的革命，但他播下的自由言论与反抗专制的种子，早已在俄罗斯土地上生根。
1870年1月21日，赫尔岑病逝于巴黎。尼斯海边的那尊铜像，至今仍凝望着他一生眷恋又远离的故土。对于一个终其一生”在异乡为故乡呐喊”的思想者而言，或许这凝望本身，就是他留给世界最后的姿态。
赫尔岑的思想在中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在20世纪初，他的《谁之罪》《偷东西的喜鹊》等小说便有了中译本；代表作《往事与随想》则由巴金先生于上世纪中叶译介，成为几代中国读者了解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窗口。巴金曾坦言，赫尔岑的文字伴他走过艰难岁月，那种”对光明未来的坚强信心”跨越了语言与国界，在异国的土地上同样激起回响。
在俄国本土，赫尔岑一度因思想”危险”而长期遭禁，直到1905年革命后才得以公开出版。但禁锢从未削弱他的声望——恰恰相反，地下流传的《北极星》《钟声》早已在青年心中埋下火种。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既尖锐指出他作为贵族自由主义者的局限，也高度肯定他”举起伟大旗帜反对沙皇专制”的开创之功，称他是俄国革命准备时期”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
从麻雀山上的少年誓言，到尼斯海边的沉默铜像，赫尔岑走过的是一条从个人愤懑到民族觉醒、从书斋思辨到街头呐喊的道路。他或许没能亲眼看到沙皇倒台，但他所点燃的自由言论之火，早已超出一个人的寿命，成为后来者手中不灭的火炬。
赫尔岑身上最动人的，或许不是某种定于一尊的”正确理论”，而是一种不肯停下的追问。他既批判专制，也质疑资产阶级共和；既寄望农民公社，又最终转向工人阶级。这种始终与时代一同思考、勇于修正自己的姿态，使他在群星璀璨的19世纪俄国思想界仍不可替代。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同时代或受其影响的名字可以列成长串，而赫尔岑始终是其中那面”举起的伟大旗帜”。
1870年1月21日，赫尔岑病逝于巴黎。他没有叶落归根，却以文字把根深深扎进了俄国的土地。当我们今天谈论自由、文学与责任时，仍不妨想起这位在异乡为故乡呐喊了一生的思想者——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爱国，从来不是对权力的顺从，而是对真理与人民永不疲倦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