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1月21日，捷克女作家鲍日娜·聂姆曹娃（Božena Němcová）在维也纳去世，享年41岁。她被尊为”捷克文学之母”，是捷克近代散文文学的奠基人，也是捷克民族复兴运动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她留下的一部长篇小说《外祖母》，被捷克人奉为”民族之书”，至今仍是这个中欧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聂姆曹娃1820年4月2日出生于当时的奥地利帝国首都维也纳，父亲是日耳曼人，母亲是捷克人。出生后不久，全家随父亲迁居捷克境内的拉蒂博日采村，她在这里度过童年，也接受了此生唯一的学校教育——小学教育。1837年结婚后，她随丈夫辗转各地，得以接触社会各阶层；后来定居布拉格，开始积极参与捷克民族运动。1845年，她在多马日利采加入进步秘密组织”捷克摩拉维亚兄弟协会”，其思想与创作始终与民族解放事业紧密相连。
在文学上，聂姆曹娃的起步是一部童话集。1846年，她发表《来自多马日利采城近郊的图画》，被公认为第一篇捷克现代散文作品，讲述一位贫困母亲的一生，后来成为短篇小说《乡村小景》的故事来源。此后她陆续发表《图画》《山村》等作品，大多描写农村风俗人情与农民的困苦生活，反映深刻的社会矛盾。她毕生致力于收集、保存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间故事与童话，编写了《民族传奇和故事集》（7卷）和《斯洛伐克童话和故事》（10卷），在哈布斯堡统治下为民族文化的存续做出了切实贡献。1848年，她还亲身参加了布拉格六月起义。
聂姆曹娃最著名的成就是185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外祖母》（Babička）。这部作品以她童年在拉蒂博日采与外祖母共同生活的经历为蓝本，通过女孩芭鲁恩卡和外祖母在乡下的故事，描绘波希米亚山谷中淳朴而温厚的乡村世界。小说语言采用口语化表达，将农民语言的韵律与文学语言创造性结合，证明了捷克语自身的生命力——在民族语言被压制、德语被强加的时代，这种书写本身就是一种温柔而坚定的抵抗。她的作品已被译成四十余种文字，在世界文坛久负盛名。
为纪念这位作家，捷克500克朗纸币上印有她的肖像；一颗小行星也以她的名字命名。尤利乌斯·伏契克曾专门撰写《战斗的鲍日娜·聂姆曹娃》一文高度评价她。聂姆曹娃用平实却温暖的笔触告诉世人：一个民族的灵魂，往往藏在最普通的乡村与最日常的记忆里。
聂姆曹娃的成就，不仅仅在于文学技巧。在19世纪捷克被纳入哈布斯堡帝国、民族语言与文化遭受压制的背景下，她坚持用捷克语写作，把农民口语的韵律融入文学语言，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立场的宣示。当时不少捷克知识分子以德语为高雅，而聂姆曹娃的选择让普通人的语言获得了尊严。她笔下的乡村不是田园牧歌式的点缀，而是承载着真实劳苦、亲情与信仰的生活现场；她记录的民间故事与童话，则把分散在田野与炉边的民族记忆系统保存下来。
也正因如此，《外祖母》超越了单纯的儿童或乡土文学。书中外祖母这位乡村女性，既是家庭的核心，也是文化传承的枢纽——她讲述的民间故事、施行的习俗，构成了一个自足的、由女性守护的知识体系。这种将女性置于文明存续中心的视角，在19世纪文学中相当少见。当战争与动荡降临欧洲时，捷克人总能在《外祖母》中找到属于土地的温度与坚韧，这也解释了为何它能被译成四十余种文字、历久弥新。
聂姆曹娃一生著作丰厚，涵盖游记、民间传奇、童话、短篇与长篇小说数十种，皆为捷克文学中的珍贵遗产。她以一位女性作家之身，在民族复兴的洪流中撑起了”捷克文学之母”的位置。1862年那个冬日，维也纳的寒风带走了她的生命，但她写下的乡村与记忆，却在此后百余年间持续温暖着一个民族。
聂姆曹娃的生平本身也颇具传奇色彩。她出身并不显赫，幼年随家迁居乡村，所受学校教育极其有限，几乎靠自学成才。婚后的漂泊生活让她结识三教九流，既见识了贵族沙龙，也深入了农家灶膛，这种跨越阶层的生命经验，直接化作她笔下的广阔人间。她不是书斋里的作家，而是用脚丈量土地、用心记录民间的人——她走访各地收集童话与传说，常常在油灯下边听边记，把濒临遗忘的故事抢救下来。
也正因如此，捷克人纪念她的方式格外朴素而深情。除了货币上的肖像与小行星的命名，捷克各地的学校、街道、图书馆以她命名；孩子们从小读《外祖母》，在课本里认识这位”文学之母”。在她去世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无论政权如何更迭，聂姆曹娃在民族记忆中的地位始终稳固。这或许正印证了她作品的力量：真正能穿越时间的，从来不是权势，而是一个民族对自己来路的温柔回望。
有意思的是，聂姆曹娃的《外祖母》最初并不被所有评论家看好——有人嫌它”太温暖”，认为批判力不足。但恰恰是这种不事张扬的温情，让它跨越了政治风云，成为一代代捷克人共同的童年读物。在硝烟与变动之外，它保留了一个民族最朴素也最坚韧的情感底色。
今天重读聂姆曹娃，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19世纪女作家，更是一个民族如何用文学守住自己的语言、记忆与尊严的样本。1862年1月21日，她静静离世；而她笔下的外祖母，却在波希米亚的山谷里永远活着，继续向每一个翻开书页的孩子，讲述土地与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