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1年1月19日，农历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一支庞大的船队从南京龙江关（今下关）启航，驶向长江口。船队的统帅是年过六旬的郑和。这是他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船队有官兵二万七千五百余人，宝船六十一艘，承载着明宣宗”外番多不来朝贡”的忧虑，也承载着一个帝国最后的海上传奇。
郑和原本姓马，名和，小名三宝，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回族。他少年时入宫为宦官，因在靖难之役中立功，被赐姓郑。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命他率船队出使西洋，此后二十多年间，他六下西洋，访问了占城、爪哇、满剌加、锡兰、古里、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最远到达东非沿岸。那支船队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在当时世界上无出其右。英国学者李约瑟曾评价：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第六次下西洋在宣德元年（1426年）前后结束，此后明朝一度停止远航。直到宣德五年，明宣宗朱瞻基觉得海外诸国多年不来朝贡，才重新起用郑和。此时的郑和已经是个老人，但他对此行的航线和事务仍了如指掌。这得益于他第六次回国后，利用闲暇整理了各类航海书籍和地图，绘制了更详细的西洋航海图。这一次远航，他要恢复与西洋各国中断多年的外交关系，也要重振明朝在海外的影响力。
船队出发后并不顺利。因海上遇风，郑和先在太仓刘家港停留，又到福建长乐避风。在长乐停留约半年，他重修天妃宫，立《天妃灵验之记》碑，并铸造铜钟一口，铭文写道”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这口铜钟至今保存在南平，是郑和航海的实物见证。直到宣德六年（1431年）年底，船队才从五虎门正式出海。
第七次下西洋的航线与前几次大体一致。船队经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穿越阿拉伯海，抵达忽鲁谟斯（位于今波斯湾）。在此期间，郑和还派出分船队前往榜葛剌（今孟加拉）、溜山国（今马尔代夫）、祖法儿（今阿曼）以及东非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今索马里布拉瓦）等国。他还在满剌加和暹罗（今泰国）之间调停了两国的纠纷，恢复了与各国的友好往来。
这一路上，郑和已经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长期的海上航行消耗着他的身体。宣德八年（1433年）二月，船队从忽鲁谟斯启程返航，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与分船队会合时，郑和积劳成疾，不幸病逝，享年六十二岁。按照他的遗愿，船队由副手王景弘率领继续返航。同年七月，船队回到南京，宣宗赐葬郑和于南京牛首山南麓。
郑和之死，也是明朝远洋事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第七次下西洋结束后，明朝官方不但终止了出使远洋的活动，还在民间实行严厉的海禁。郑和航海图等官方文档，也在朝廷关于下西洋的是非之争中，被兵部尚书刘大夏焚毁。从此，中国开始了长达三百多年的海禁，曾经驰骋印度洋的宝船，或被拆解，或在港湾中朽毁，再无踪迹。那场持续二十八年的航海盛事，连同它的技术细节，一并笼上了近六百年的历史迷雾。
郑和七下西洋的意义，并不在于开拓殖民地或掠夺财富。他带去的是丝绸、瓷器、茶叶，带回的是各国的使节、物产和敬意。船队所到之处，基本以和平交往为主，与后来西方殖民者的炮舰航行形成鲜明对照。它是一次官方主导的大规模外交和贸易远航，展示了明初中国的国力和开放姿态。但正因为它的官方性质，一旦朝廷失去兴趣，整项事业便戛然而止，没能转化为持续的民间航海传统。
1431年1月19日这个启航的日子，如今被记在南京郑和宝船遗址公园的石碑上。龙江关的江水依旧东流，只是当年那支二万七千人的船队，再也没有回来过。郑和用自己的生命，为明朝的航海写下了一个苍凉的句点。此后中国面向海洋的窗户缓缓关上，而地球另一端的欧洲，大航海的序幕才刚刚拉开。两个文明的海洋命运，在这一年悄然分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