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2年1月16日，契丹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座皇室帐幕中，辽景宗耶律贤的长子降生，取名耶律隆绪，契丹名文殊奴。谁也未曾料到，这个男婴将在日后执掌契丹四十九年，把一个草原政权推上”幅员万里”的鼎盛之巅，成为辽朝在位最久、令名最著的君主——辽圣宗。
耶律隆绪的童年与少年都笼罩在母亲萧绰的羽翼之下。乾亨四年（982年），辽景宗病逝，年仅十二岁的隆绪继位，改元统和，母后萧绰（即萧太后、承天太后）奉遗诏摄政。萧太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女政治家，她任用韩德让、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能臣，和辑契丹贵族、提拔汉人，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兴修水利、训练军队，使辽国”百姓富裕，国势强盛”。统和元年（983年），辽朝一度改国号为”大契丹”。
少年皇帝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养成了沉稳务实的治国眼光。统和四年（986年），宋太宗发动雍熙北伐，兵分三路直取燕云。萧太后与圣宗亲征，在岐沟关、陈家谷大败宋军，名将杨业兵败被俘、绝食而死。此战奠定辽对宋的战略优势。
真正让圣宗名垂青史的，是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的澶渊之盟。这一年，萧太后与圣宗御驾亲征，率二十万铁骑南下，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兵锋距北宋都城开封仅一步之遥。宋真宗在宰相寇准力劝下勉强亲征，双方于澶州对峙。最终订立和约：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每年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对辽而言，这是一场不流血的外交大胜——岁币稳定、边境和平，此后百余年宋辽无大规模战事，为两国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
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萧太后病逝，二十二岁的圣宗正式亲政。他延续母亲的政治遗产，又走出自己的路：大力整顿吏治、任贤去邪、仿唐制开科取士，提高汉人在统治集团中的比重；修订法律，规定契丹人与汉人”犯十恶者依汉律论处”，一改昔日同罪异罚的陋习；下令释放奴隶、设置新部、开仓赈饥，封建化与汉化同步加深。
对外，圣宗四面征战，将辽的疆域推向前所未有的广阔：西败鞑靼，迫使甘州、西州回鹘来贡，骑兵曾远抵中亚；东侵高丽，迫其称臣纳贡；北镇阻卜、乌古诸部，筑可敦城以抚北边。在他的治下，辽朝东至日本海、西抵阿尔泰、南抵河北中部、北达贝加尔湖，农业、畜牧、手工业与商业网络遍布欧亚，”契丹”一词甚至成为中亚与欧洲对中国的代称。
圣宗本人亦是位儒雅之君。他精骑射、晓音律、好绘画，能写诗作文，用契丹文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所作乐曲达百余首，史称”道、佛二教，皆洞彻其宗旨”。太平十一年（1031年），他病逝于行宫，享年六十一岁，庙号圣宗，葬庆陵。
《辽史》赞语道：”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乎！”从十二岁登基的稚子，到位极人臣的草原大帝，耶律隆绪用四十九年证明：马背得天下的契丹，同样能在中原典章与草原雄风之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圣宗的功业，离不开萧太后的铺垫，却也不止于萧太后的遗产。他亲政后反对严刑峻法、不给贪官可乘之机，又开科取士、翻译汉籍、弘扬佛教，使契丹从部落联盟式的政权蜕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帝国。在他治下，辽朝经济高度繁荣：农业推广新式农具、开垦荒田，畜牧业确立官营与私营相结合的制度，辽瓷、辽锦享誉四方，驿站道路连通欧亚。文化上，契丹文广泛使用、儒学教育普及、佛寺遍布各地，连”契丹”都成了中亚与欧洲对中国的代称，影响力远超同时的北宋。
当然，圣宗晚年亦非全无瑕疵。他迷信佛教、渐趋奢侈，晚年爆发几乎波及全境的渤海等族叛乱，国势已有下坡之兆。但这丝毫无损其历史地位——《辽史》的赞语”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乎”，正是对这位”鼎盛之君”最公允的盖棺定论。他用四十九年的文治武功告诉后世：真正的强大，不在于弯刀所及，而在于能否让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信仰，在同一面旗帜下安居乐业。
圣宗的时代，也是契丹与宋两种文明长期博弈、彼此塑造的时代。澶渊之盟之后，辽宋”各守旧界、互不侵犯”，边境互市繁荣，契丹的羊马、宋的茶帛往来不绝，北方的烽烟为之一歇。圣宗以战争换和平的战略，展现了超越时代的政治智慧——他不求吞并中原，而以满足于”兄弟之国”的均势为荣。这种务实，让辽朝在澶渊之盟后的百余年间，专注于内部建设而非对外扩张，国力与文治均攀上顶峰。
回望耶律隆绪的一生，十二岁登基的稚子，在萧太后的羽翼下习得治国之道，又在亲政后走出自己的路。他既挥师南下、鏖战中原，又设科取士、推行汉制；既笃信佛教，又精通儒典。四十九年的悠长统治，把一个游牧色彩浓厚的政权，锻造成一个真正成熟的草原帝国。当1031年他病逝于行宫，留给继承者的是一个东至日本海、西抵中亚的辽阔王朝，以及”辽之诸帝，令名无穷，其唯圣宗”的永恒评语。山高水长，文殊奴的名字，早已镌刻进契丹文明最辉煌的一页。千年之下回望，那位972年1月16日降生于临潢府的婴孩，终究没有辜负时代的托付。契丹的黄金时代，由他与母亲萧绰共同写就，也为后世游牧政权如何治理庞大帝国，提供了一则值得反复咀嚼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