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月14日，按许多“历史上的今天”条目的记载，苏联著名的新闻记者、作家和国际和平战士伊利亚·爱伦堡诞生于乌克兰基辅一个犹太工程师家庭。（需说明，部分权威传记将他的生日记为1891年1月，但“历史上的今天”多以1月14日为他诞辰的纪念节点。）他以笔为枪，亲历两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最具争议的苏联作家之一。
爱伦堡的少年时代与革命纠缠在一起。他4岁随家迁居莫斯科，在学校期间与布哈林结识，友谊维持到1938年布哈林被处决。1905年革命后，他参加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1908年被沙皇政府逮捕，关押期间遭殴打致牙齿脱落，出狱后流亡巴黎。在巴黎，他一度靠近列宁等流亡领导人，不久后远离圈子，出入蒙帕纳斯文艺沙龙，结识了毕加索、里维拉、莫迪利亚尼等艺术家，开始创作诗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担任莫斯科《俄国晨报》和彼得格勒《市场报》驻巴黎战地记者，奔波于法德前线。十月革命后他回国，又长期以苏联报刊记者身份驻留国外。
20世纪20年代，爱伦堡发表讽刺长篇小说《胡里奥·胡列尼托及其门徒奇遇记》（1922）和短篇小说集《十三个烟袋》（1923），讽刺资本主义与革命初期的弊病，引起列宁注意。30年代初他回国，写下《第二天》（1933）、《一气干到底》（1935），描绘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成长。1936至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任《消息报》记者多次前往前线，写下揭露法西斯暴行的报道，也由此坚定了反法西斯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爱伦堡生命的转折点。德军入侵苏联后，他始终与红军并肩战斗在最前线，冒着生命危险在掩蔽部、战壕里采访写作，几乎每天在《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发表充满战斗精神的政论，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三大卷《战争》。他的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1941）获斯大林奖金，随后写成的《暴风雨》（1946—1947）也获此殊荣，描绘了从战前到战后欧洲与苏联的广阔历史画面，《巴黎的陷落》取材二战初期，揭示资产阶级法国被德国击败的政治与社会原因。
战争结束后，爱伦堡积极投身国际和平事业，当选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195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解冻》，写一位保守官僚最终被撤职，因触及僵化体制引发激烈争论，其标题后来被用来命名苏联那段相对开放的文化时期——“解冻”。1960年代，他历时数年写下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六卷本于1961至1965年陆续发表，以庞杂的篇幅记录半个世纪的世界风云，在苏联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也成为“解冻文学”的代表作；1987年《星火》杂志还发表了未曾面世的第7卷。值得一提的是，中苏交恶期间，他一度被中方作为“修正主义”代表加以批评。
1967年8月31日，爱伦堡在莫斯科病逝。从象征派诗作的习作，到卫国战争的炮火硝烟，再到“解冻”时期的自我反思，他的一生几乎与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动荡重叠。无论评价如何分歧，他始终是用文字介入时代、为和平奔走的战士。
爱伦堡一生的最大特点，是把新闻记者的敏锐与作家的笔力熔于一炉。卫国战争期间，他几乎每天为报纸撰写政论，据说苏联士兵读完他的文章后往往连报纸都舍不得用来卷烟，而是传阅珍藏，德军方面则对他恨之入骨，把他列入战后清算的黑名单。这种影响力，是纯粹的文学家难以企及的。他的文字带着火焰般的鼓动性，也因此在战争的极端语境下引发过争议——如何在唤起斗志与保持理性之间把握分寸，成为后人评价他时绕不开的话题。
战后转向和平事业的爱伦堡，同样保持着直面现实的勇气。《解冻》以文学的方式撕开了僵化体制的一角，其标题被借用来命名一个时代，足见作品的社会分量；而六卷本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则以近乎百科全书式的笔触，为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与文化留下了珍贵的私人记录，其中对众多艺术家、作家的生动描摹，至今仍是研究那个时代的重要参考。从沙皇监狱到巴黎沙龙，从西班牙前线到卫国战争的战壕，再到“解冻”时期的反思，爱伦堡的人生轨迹几乎与整个动荡世纪同频共振。他既是时代的记录者，也是时代的参与者，用一支笔见证并介入了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变革。
爱伦堡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部部作品，更是一种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中的生存姿态。他游走于东西方之间，既深谙欧洲现代艺术的精神，又始终以苏联记者与作家的身份介入现实；他曾在斯大林体制下小心翼翼地保全自我，也曾在“解冻”到来时率先发出反思之声。这种复杂性，使他成为20世纪苏联知识界一个耐人寻味的缩影——既是体制的参与者，也是体制的观察者与温和的批评者。他与毕加索、莫迪利亚尼等艺术家的交往，为后人保存了现代艺术黄金年代的珍贵侧影；他对战争、和平与人性的持续书写，则超越了国界与意识形态，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重读爱伦堡，人们或许会对某些结论心存保留，但很难不被那份介入时代、拒绝沉默的勇气所打动。正是这种把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紧紧相系的姿态，使爱伦堡在众多同时代作家中显得格外醒目，也让他的文字在半个多世纪后依然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