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月10日，辛亥革命刚满一年，中国北方的政局仍是一团乱麻。就在这一天，远在青藏高原的西藏地方当局传出“宣布独立”的消息。然而百余年后再回头看，这次“独立”从一开始就缺少最要紧的东西——合法性。它既没有得到当时中国中央政府的承认，也没有获得任何国家的外交认可，最终只留下一份无人认领的文书。
事情要从一场更大的变局说起。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1912年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但新生的共和政权立足未稳，各地军阀林立、政令难出都门。英国趁机加紧在西藏的动作，一面阻止中国军队进藏，一面对袁世凯政府施压，逼迫中方同意派代表到印度西姆拉，与英国和西藏地方代表举行所谓“三方会议”。正是在这种趁火打劫的氛围里，西藏地方与外蒙古之间也私下勾连起来。
勾连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叫德尔智的布里亚特蒙古喇嘛。德尔智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同时持有俄国国籍，与沙俄方面过从甚密。1913年1月11日，他绕开中央政府，跑到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与当地分裂集团签下一份互相承认“独立主权”的《蒙藏条约》。彼时的外蒙古本身也是在沙俄支持下自封的“大蒙古国”，同样没有获得国际承认，根本算不上主权国家。两个都自说自话“独立”的地方当局，关起门来互相盖章，这样的“条约”自然不具备国家间条约的性质。1924年缔结《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时，苏联政府还明确承认外蒙古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作为主权国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在此之后才成立的。
更尴尬的是，连西藏方面自己后来都不认这笔账。英国方面得知《蒙藏条约》后，担心沙俄势力插足西藏，派官员柏尔当面询问夏扎（伦钦夏扎·班觉多吉）。夏扎的答复很直白：达赖从未授权德尔智与蒙古订立任何条约，那封差人带去的不过是封普通信札，不过是请他“为佛教谋利”而已。可见达赖和夏扎都未承认过这份所谓的《蒙藏条约》，所谓“互相承认独立”不过是德尔智擅作主张。
“西藏独立”这个词，其实是这一年才被正式“出笼”的。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狂潮，英国自1888年、1903年两度武装侵藏，遭当地军民抵抗未能得逞，便转而在西藏培植亲帝分裂势力。1907年，英俄秘密签订《西藏协定》，第一次在国际文件中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1913年10月13日，英国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召集所谓“中英藏三方会议”，授意西藏代表首次提出“西藏独立”的要求，还开出了把青海、川西大片中国领土划入西藏的荒谬条件。在英国代表麦克马洪的操纵下，会议更背着中方与夏扎秘密换文，炮制了一条把中国藏南九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划给英属印度的“麦克马洪线”——这笔交易英方多年不敢公开，西藏方面也从未批准，伦钦夏扎甚至不敢正式报告达赖喇嘛。
1914年7月3日，麦克马洪与夏扎在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西姆拉条约》上签了字，中国政府代表陈贻范拒绝签字，并郑重声明：中国对英藏之间单独签订的任何条约或类似文件，概不承认。7月6日，中国政府照会英国驻华公使，重申“不能承认中国未经承认之英藏所签之约”。西姆拉会议就此破产。此后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长期成为中印边界争议的源头之一，但中国政府的立场始终一以贯之：从未承认。
回顾这段历史，脉络其实很清楚：西藏从未真正成为独立国家，中央政府的管辖也从未中断。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苏联明确承认外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1940年，国民政府更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1942年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支持下成立所谓“外交局”，也因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反对而不得不改弦更张。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过“西藏独立”。趁乱而起的所谓“宣布独立”，既无国内法理支撑，也无国际承认，自然自始无效。
从国际法的角度审视，构成主权国家须具备固定居民、确定领土、有效政府以及与他国交往的能力等要件，而1913年的西藏地方当局既不能独立处理外交，也从未获得任何国家的承认，其“独立”宣示不过是英俄两大帝国在中国边疆角力的产物。所谓《蒙藏条约》由无外交权限的德尔智私自签订，达赖与夏扎事后均予否认；《西姆拉条约》则遭中国政府代表当场拒签并照会声明不予承认。缺少了中央政府的认可这一根本前提，任何单方面的文书都无法产生分割领土、变更主权的法律效力。
事实上，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从元代设宣政院起便一脉相承，明代封授、清代设驻藏大臣与金瓶掣签制度，主权行使从未中断。1913年的风波，恰恰暴露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之际，帝国主义如何利用边疆做文章。回望这段历史，它留给后人的启示十分清晰：国家的统一与强盛，才是任何分裂图谋都无法撼动的根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历史的结论，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13年前后策动“西藏独立”的核心力量并非西藏民众，而是外部帝国主义势力及其扶植的少数上层分裂分子。广大藏族人民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上长期血脉相连，从茶马古道的商贸往来，到藏传佛教活佛转世须经中央册封的宗教制度，处处印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历史反复证明，任何割裂这种联系的图谋，最终都只能以失败收场。今天回望这段往事，其价值不仅在于厘清一桩历史公案，更在于让人们看清：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从来都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与根本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