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5年1月12日，皮埃尔·路易·杜隆降生在法国诺曼底首府鲁昂的一户人家。鲁昂是塞纳河畔的历史名城，诞生过福楼拜和莫奈，也是法国重要的工业与教育中心。杜隆的父亲是一位并不富裕的小官吏，童年时杜隆被送到亲友家寄养，由其表兄照料。这位表兄后来成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教授，使杜隆很早就接触到当时欧洲最前沿的自然科学。
1798年，年仅十三岁的杜隆进入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学习，1803年以优异成绩毕业。那时的综合理工学院刚刚创办七年，是法国大革命后重塑国家科技教育体系的旗舰机构，汇聚了拉格朗日、蒙日、贝托莱等当时最杰出的科学家。杜隆在这里接受了严格的数学与化学训练，并结识了后来成为他长期合作伙伴的阿列克西·泰雷兹·珀蒂。
毕业后，杜隆先后在巴黎的多家医院和药学院从事化学实验。1809年，他以”医学博士”身份在巴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811年，他凭借一项关于酸类化合物的研究荣获法兰西科学院的”化学奖”，并当选为科学院通讯院士。
1812年，年仅二十七岁的杜隆在化学研究上迈出关键一步：他成功地制备出三氯化氮（Cl3N），一种烈性、易爆的黄色油状液体。这一工作风险极高——在他之前，戴维曾因研究三氯化氮而严重炸伤，丧失了部分视力。杜隆的实验装置也未能幸免，一次爆炸几乎夺去他的两根手指和一只眼睛。但这位年轻人没有退缩，反而以极其翔实的实验数据，准确测定出三氯化氮的密度、沸点和爆炸临界点。
从1815年开始，杜隆将研究兴趣转向物理化学。1819年，他与珀蒂合作，测量了大量固态单质的比热容和原子量。他们发现，在常温下大部分固态单质的比热容与原子量的乘积几乎都接近一个常数（约25 J/(mol·K)），这就是著名的”杜隆-珀替定律”。
这一发现看似简单，却对当时的化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十九世纪初，英国化学家道尔顿刚刚提出原子理论，但如何准确确定各元素的”原子量”一直困扰着化学家。不同的研究小组用不同的方法测出的数值往往相差数倍。杜隆-珀替定律的提出，提供了第一种可以独立验证原子量的实验手段——只需测量一种固态单质的比热容，再除以常数（约25），即可估算出该元素的摩尔质量，从而反推其原子量。
杜隆和珀蒂大胆地按此定律修正了一批当时公认的”原子量”。比如当时公认锌的原子量为129，但根据比热容数据反推，应修正为65，几乎正好是原来的一半。这种修正使原子量数据摆脱了混乱，为后来门捷列夫周期律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不过，杜隆-珀替定律也有其适用边界：在低温下，许多固态单质（如金刚石、硅、硼等）的比热容随温度显著降低。这条经典规律在1907年被爱因斯坦用量子理论加以修正，1912年德拜又提出更精确的低温公式，使杜隆-珀替定律成为固体物理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
1820年，年仅三十五岁的杜隆被任命为巴黎工艺学院（Conservatoire National des Arts et Métiers）院长。在这个职位上，他致力于推广新工艺和新技术，使巴黎工艺学院成为法国工业现代化的重要枢纽。1829年他被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期间，他被临时任命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院长，并因捍卫学院在政治动荡中的学术独立性而受人称道。
杜隆一生保持着勤奋严谨的实验风格，发表论文一百多篇，研究领域横跨无机化学、物理化学、热力学、医学化学和工艺学。他在化学工业领域也有诸多贡献，曾与比利时化学家泰斯图·德·洛维涅合作研究硅烷化合物（硅氢化合物），但不幸在一次硅烷气体爆炸事故中受伤。
1838年7月19日，杜隆在巴黎逝世，年仅五十三岁。他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那条简洁而深刻的定律——”杜隆-珀替定律”，它既是化学计量学诞生的标志，也是连接经典热力学与现代固体物理的桥梁。从十八世纪末的综合理工学生，到十九世纪初的化学物理学家，杜隆用他短暂而高产的学术生涯，向世界展示了科学如何在简陋的实验台上绽放出永恒的光芒。
杜隆早年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父亲早逝后，他由表兄抚养长大。这位表兄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化学教师，使他很早就接触到当时欧洲最前沿的实验科学。十三岁那年，他考入综合理工学院，与比奥、阿拉戈、盖-吕萨克等日后法国科学界的栋梁同窗。综合理工学院的严格训练和”理论与实验并重”的传统，深刻影响了杜隆一生的研究风格。
杜隆与珀蒂的合作关系尤为特殊。珀蒂比他年长四岁，1814年起成为他的合作者。两人在1819—1820年间发表的系列论文中，系统测量了铜、铁、银、金、锡、铅、锌、镍、铋等十三种固态单质的比热容，并据此提出”原子热容接近常数”的重要规律。这条规律的发现，背后是两人每天在实验室工作十小时以上、连续四年的辛苦。他们使用的冰量热计在当时算是相当精密的仪器，但仍需精心校正环境温度与辐射损失。这份执着精神本身，便是十九世纪科学精神的写照。
杜隆-珀替定律的局限性也值得一提。该定律在常温下对大多数金属元素颇为准确，但对碳、硅、硼等非金属元素则偏差较大。比如金刚石的比热容只有铜的七分之一，按定律推算的”原子量”几乎偏大三倍。这一现象直到1907年爱因斯坦引入量子理论才得到合理解释。爱因斯坦用量子化的晶格振动模型推导出低温下比热容随温度下降的T³规律，与杜隆-珀替定律的差异，正是经典物理与量子物理的分野。
杜隆的职业贡献并不止于研究。1820年他成为巴黎工艺学院院长后，积极推动工艺学院的改革，将这所机构从一所主要为工匠与技师提供培训的”博物馆”，改造为兼顾技术教育、学术研究与工业咨询的综合机构。他还参与法国度量衡的标准化工作，是十九世纪法国科技行政体系中的关键人物之一。
杜隆的学生中，最著名的是艾尔弗雷德·维尔纳（Alfred Werner）与让-巴蒂斯特·杜马斯等，他们后来分别在络合物化学和有机化学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杜隆在教育上一贯主张”理论服务于实验”，这种观点在十九世纪初的法国化学界并非主流，却为后来实证主义传统的形成作出了铺垫。
如今当我们翻阅任何一本物理化学或化学热力学教材，都会在”原子量”或”摩尔热容”的相关章节里看到”杜隆-珀替定律”的名字。这条定律的历史告诉我们：伟大的科学贡献不一定来自规模庞大的研究项目或昂贵的仪器，而往往源于严谨的实验者对基础数据的执着积累。杜隆与珀蒂从一块冰、一杆天平、一只温度计起步，竟能勾勒出一条影响几个世纪的物理规律，这本身就是科学精神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