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6月26日，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一个将来会以西语写下中国农民、也以中文名“赛珍珠”被中国人记住的女婴降生。她就是珀尔·巴克（Pearl S. Buck），后来凭借小说《大地》成为第一位获普利策小说奖的女性，又在1938年摘下诺贝尔文学奖，是迄今唯一同时拿下这两项大奖的女作家。
赛珍珠的父母是美国南方长老会传教士，1895年来到中国镇江。她在运河边的这座城里长大，先学会了汉语、习惯了中式生活，母亲才随后教她英语。十七岁回美国进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读心理学，毕业后再度来华。1917年她与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结婚，随丈夫迁居安徽宿县，当地农民的苦与韧，成了日后《大地》最真实的底料。1921年母亲去世后全家迁往南京，她长期在金陵大学任教，那座两层小楼里，诞生了描写中国农民命运的长篇《大地》（The Good Earth）。
《大地》1931年出版即成一纸风行，连续两年占据美国畅销书榜首，1932年获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助她问鼎诺奖。赛珍珠以中文为母语之一，对中国怀着极深的感情，也最早把《水浒传》译成英文——她选七十回本，认为其反抗官府到底的精神最完整，又取《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意，将书名译为“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这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在美国畅销，让西方读者第一次如此真切地看见梁山好汉。
在诺贝尔奖授奖礼上，她以《中国小说》为题致辞，盛赞中国古典小说“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小说一样，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并说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当知道《红楼梦》《三国演义》。这番话赢来满堂掌声，也折射出她毕生所致力的事：让东西方真正读懂彼此。
1934年她告别中国定居美国，笔耕不辍，还投身人权与女权。1942年夫妇创办“东西方联合会”，推动亚洲与西方的文化理解；1949年她创立国际收养机构“Welcome House”，数十年间帮助超过五千名儿童，1964年又设“赛珍珠基金会”帮扶不合收养条件的孩子。1973年她病逝于佛蒙特州，按遗愿，墓碑上只刻“赛珍珠”三个汉字。
她一生写下超过百部作品，却再没机会回到热爱的中国大地。赛珍珠的特别，不在于拿了多高的奖，而在于她用一支笔，把彼时西方对东方的陌生与偏见，换成了理解与亲近——当无数美国人想起“中国农民”时，脑海里浮现的，是她笔下那片沉默而坚韧的土地。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不是上世纪西方想象里模糊的“东方”，而是有汗味、有黄土、有生老病死的真实乡土。她写农民王龙与土地的一世纠缠，写饥荒里人性的微光，也写变革年代里家庭的离散。正因为写得真，西方读者才第一次意识到：远在太平洋另一端，有一群和自己一样会欢喜、会恐惧、会眷恋故土的人。
她晚年没能再回中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她曾主动申请访华，却因彼时的政治氛围遭拒。1973年她病逝，墓碑只刻“赛珍珠”三字中文——这三个字，是她对自己身份最安静的确认。她一生写过百余部作品，翻译成一百四十多种文字，却始终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了镇江的运河边、南京的小楼里。
赛珍珠的特别，不在于拿了多少奖，而在于她用一支笔，把西方对东方的陌生与偏见，换成了理解与亲近。当无数美国人想起“中国农民”时，脑海里浮现的是她笔下那片沉默而坚韧的土地——这或许就是一位作家，能留给两个国家之间，最长久的礼物。
赛珍珠对中国文学的另一大贡献，是把《水浒传》真正带进了英语世界。她前后耗时五年，把七十回本译成一千多页的英文，取名“All Men Are Brothers”。在她看来，梁山好汉近似英国中世纪追随罗宾汉的绿林英豪——他们并非存心造反，只是被环境逼迫才揭竿而起。这种读法，让西方第一次读懂了小说里的“官逼民反”，而非只把它当成怪异的东方传奇。
她曾半开玩笑地说，毛泽东也喜欢《水浒传》。在她眼里，小说的核心矛盾是“老百姓和腐败官府之间的斗争”，这一点东西方其实相通。正因为有这份通透，她的译笔既准且活，至今仍被许多学者视为最精彩的英译本之一。一部水浒，经她之手，成了连接两种文明的桥。
纵观赛珍珠的一生，写作、翻译、公益三线并行。她用小说让世界看见中国农民，用译笔让中国经典走向西方，又用收养机构给无数混血与亚裔孩童一个家。这样的人生，早已超出“作家”二字所能框定——她更像一位固执的翻译者，把一方土地的心事，一字一句，讲给了另一方的耳朵。
赛珍珠留下的，不只是一摞奖杯，更是一种看待“他者”的方式。在她之前，西方笔下的中国多是模糊的剪影；在她之后，中国成了有血有肉的邻里。她用一生说明：理解一个国家，从来不是靠地图与条约，而是靠愿意俯下身，听一听那里的人怎样活着、怎样爱、怎样在土地上挣扎与扎根。
1973年她病逝，墓碑只刻三个汉字。这三个字，是她给世界的最后一句中文，也是一个作家对自己身份最安静的确认——她属于美国，也属于中国；属于笔下的土地，也属于桥那端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