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3年1月23日，法国东南部格勒诺布勒城一个资产阶级家庭里，一个男婴降生，本名亨利·贝尔。后人更熟悉他的笔名——司汤达。这个名字日后将和《红与黑》紧紧绑在一起，成为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一块基石，连高尔基都称他为”现代小说之父”。
司汤达的童年并不温暖。母亲早逝，父亲是个信仰保守、思想陈旧的律师，他从小在家庭中倍感压抑，乃至终生厌恶父亲。1799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当地中心学校毕业，只身来到巴黎，在军部谋得一个职务。恰逢拿破仑崛起，他跟随大军辗转欧洲，亲历了两种制度、两股力量在整个大陆的厮杀。直到1814年拿破仑倒台、波旁王朝复辟，他作为”旧政权附庸”被扫地出门，被迫离开巴黎，侨居意大利米兰。
在米兰的岁月反而成全了他。他读书、旅行，痴迷意大利的音乐与美术，还和从事民族解放斗争的烧炭党人有所往来。1815年他出版第一部作品——一篇音乐家传记，写作生涯由此起步。1821年烧炭党起义遭镇压，当局把他视为危险分子，勒令离境回巴黎。回到巴黎后他一面动笔，一面冷眼观察复辟时期的社会，对时代的矛盾看得越来越透。正是这段沉淀，催生了那部深刻映照七月革命前法国现实的长篇小说《红与黑》。
《红与黑》这部书，司汤达自己说只用了五十三天写完，却用了半生去准备。小说主人公于连·索雷尔是个外省木匠之子，凭记忆整本《圣经》的本领混入上流社会，周旋于市长夫人与侯爵小姐之间，渴望靠个人奋斗冲破等级牢笼，最终却倒在断头台上。于连身上浓缩了那个时代无数青年的野心与幻灭：”红”是拿破仑军服代表的功业之路，”黑”是教会长袍代表的晋升之阶，两条路都通向他够不着的权力中心。司汤达用冷峻又锋利的笔，把复辟王朝贵族的虚伪、教会的阴冷、小资产阶级的挣扎一层层剥开。
司汤达最被人称道的，是对人物心理的精准解剖。他不像浪漫派那样铺陈抒情，而是像外科医生般记录于连每一个念头的明暗转折——卑怯与骄傲如何交替，爱情与野心如何纠缠。这种”心理小说”的写法，比后来的意识流早了将近一个世纪。他也因此被尊为现实主义先驱，与巴尔扎克、福楼拜一同撑起19世纪法国小说的黄金时代，而他在心理分析上的早熟，甚至影响了托尔斯泰和弗洛伊德。
有意思的是，司汤达生前并不畅销。《红与黑》初版只印了七百五十册，他在世时几乎没拿到匹配的声誉，他自嘲是”为未来的一代人写作”。果然，他1842年去世后，声望节节攀升，到20世纪已被公认为不朽。巴黎的”司汤达俱乐部”、各类以他命名的研究机构纷纷出现，那句”幸福的人儿，但愿你们在别处也能幸福”的墓志铭，成了无数读者的心头刺。
回望1783年1月23日那个格勒诺布勒的婴儿，他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会以”司汤达”之名活成一面文学的镜子。他用一部《红与黑》证明：小说不必靠离奇情节取胜，把一个青年的心剖开来给人看，就足以照亮整个时代的病症。今天翻开任何一本世界文学史，司汤达的名字都稳稳立在现实主义开篇的那几行——这或许就是对一位”为未来写作”的作家，最迟来也最公允的回报。
除《红与黑》外，司汤达还留下《阿尔芒斯》《巴马修道院》《吕西安·娄万》（未完成）以及晚年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其中《巴马修道院》写于1839年，他仅用五十二天一气呵成，法布里齐奥在意大利小宫廷里的爱情与冒险被他写得天花乱坠又暗藏反讽，巴尔扎克读后专门写长文盛赞，称之为”人类心灵的历史”。司汤达自己也承认，比起法国社会的棋盘，他更迷恋意大利那种直率而热烈的生命力——这也解释了他为何长期侨居米兰，笔下激情总带着南国的温度。
晚年的司汤达健康不佳，1832年曾在外交部谋得一个驻外小职，余生多在写作与社交间摇摆。1842年3月22日，他在巴黎街头中风，抢救无效去世，享年五十九岁。生前寂寞的他，墓碑上只刻了自己拟的短短两行：”亨利·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活过。”没有头衔，没有著作清单，仿佛一生只愿被记住为一个真诚的人。
时间最终给了他最慷慨的补偿。20世纪后，《红与黑》被译成数十种语言、改编成无数话剧与电影，于连成了世界文学画廊里最著名的”野心青年”典型。批评家们从他身上读出存在主义的先声，读出对虚伪社会的永恒控诉。法国把他的头像印上邮票，故乡格勒诺布勒为他立碑。一个生前只卖出几百本书的”失败者”，死后却被誉为现代小说的开路先锋——司汤达的故事，恰是文学史上”作品比作者长寿”最动人的注脚。
司汤达对”幸福”也有过极个人化的注解。他在旅行日记里写：”幸福的人儿，但愿你们在别处也能幸福”，这句话后来被刻在他的墓志铭旁，成了理解他的一把钥匙——他一生漂泊、几度失意，却始终相信人应当追求真实的感受而非世俗的头衔。这种对个体心灵诚实的态度，正是他笔下于连最动人的地方：无论结局如何，那个青年始终在诚实地渴望、诚实地挣扎。两百多年过去，当读者仍在地铁上、床头前翻开《红与黑》，司汤达其实已经赢了——他用一部小说，把自己对自由与真诚的信仰，永久地交给了每一个不愿被命运安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