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5年1月1日，罗马共和国开始执行一部新历法。这部历法由罗马独裁官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主导制定，希腊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索西琴尼参与计算，后人称为“儒略历”。它的出现，结束了罗马旧历长期混乱的状态，也成为后来西方通用公历的直接前身，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几乎每个翻看日历的人，都在无形中遵循着两千多年前定下的时间规则。
在儒略历之前，罗马人使用的是一部阴阳合历。最早的罗马历由罗慕洛斯制定，一年只有十个月，共304天，冬季剩余天数不计入历法， farming完全依赖经验。后来虽加入一月和二月，一年变为355天，但仍比回归年短约十天。为弥补差距，祭司团每隔两三年插入一个闰月，称为Mercedonius，长度约二十七天，插在二月之后。闰月的添加全凭祭司决定，战争或宗教活动繁忙时常常被忽略，导致历法与季节严重脱节。普通百姓远离罗马城，有时甚至根本不知道哪一年是闰年，播种和收获的时序全乱了套，历法沦为祭司手中的政治工具。
到恺撒掌权时，历法混乱已经影响农业、税收和军事行动。公元前46年，恺撒决定彻底改革历法。他委托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学习的希腊天文学家索西琴尼主持计算。索西琴尼以回归年为基准，参照古埃及阳历，制定了一部纯阳历：一年十二个月，单月三十一天，双月三十天，二月平年二十八天、闰年二十九天，每四年一闰，年平均长度为365.25天。为了从旧历过渡到新历，公元前46年被特别延长，加入三个闰月，全年长达445天，史称“混乱年”，让历法重新与太阳运行对齐，也因此在罗马人中留下“这一年格外漫长”的记忆。
公元前45年1月1日，新历法正式生效。由于“尤利乌斯”即“儒略”是恺撒的氏族名，这部历法被命名为儒略历。恺撒死后，他的继承人屋大维继位。公元前27年，元老院授予屋大维“奥古斯都”称号。屋大维效仿恺撒，将自己得名的八月改为大月，从二月中抽出一日补上，于是八月有三十一天，二月在平年变为二十八天。同时，他把九月、十一月改为小月，十月、十二月改为大月，形成今天公历各月天数的雏形，也为“七月、八月都是大月”这个看似奇怪的安排给出了解释。
然而，新历法在实施初期出了差错。祭司们把“每隔三年一闰”理解为“每三年一闰”，结果在三十六年间多出了三个闰年。直到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才下令取消连续十二年的闰年，抵消累积误差，之后恢复每四年一闰的规则。这一插曲说明，即便是一部精心设计的历法，若执行环节出错，也会偏离初衷，技术与制度从来都需互相校准。
儒略历每年比回归年365.2422日长约0.0078日，约每四百年多出三天。到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时，春分定在3月21日；到1582年，实际春分已提前到3月11日，误差十天。这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下令改革历法，删除1582年10月5日至14日这十天，并调整闰年规则：能被100整除但不能被400整除的年份不设闰日。这就是格里高利历，也就是今天世界通用的公历，它继承了儒略历的框架，只修正了累积的偏差。
儒略历各月的名称也留下古罗马的痕迹。一月Januarius来自双面神雅努斯，二月Februarius来自净化节Februa，三月Martius来自战神玛尔斯，四月Aprilis意为“开启”，五月Maius来自土地女神迈亚，六月Junius来自女神朱诺。七月原名Quintilis，后改为Julius以纪念恺撒；八月原名Sextilis，后改为Augustus以纪念奥古斯都。九月至十二月的名称原本只是拉丁语“第七”到“第十”的意思，因为早期的罗马历只有十个月，年末的冬日被甩在序列之外。
如今，儒略历主要在东正教教会和部分北非柏柏尔人中使用，与公历之间存在十三天的差距，例如俄罗斯东正教的圣诞节就落在公历1月7日。但它作为西方时间制度的基础，其影响延续至今——我们翻看的每一页日历，都还带着两千多年前那位罗马独裁官为时间定下的规矩，也带着人类第一次用理性驯服时间的雄心。
儒略历的传播，与基督教的扩张相伴。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后，儒略历成为整个西方教会通用的历法，宗教节庆、斋期、复活节的计算都建立在其框架之上。等到十六世纪格里高利历出现时，新教国家出于对教皇的抵触，迟迟不愿采用，英国直到1752年才改历，俄国更是拖到1918年革命之后，由此留下了“新旧历”并存的局面。中国古代的历法自成体系，与儒略历并无直接渊源，但近代以来，随着西历东渐，格里高利历也取代传统农历成为官方历法，农历则退居农事与节庆之用。不同文明对“年”与“月”的计量各有智慧，而今天全世界共用一套日期，正是数千年历法演变汇流的结果。
历法的统一，往往是政治统一的延伸。恺撒能以一纸改革重塑罗马人的时间，正说明共和国的权力已高度集中于一人之手。当历法不再由祭司随意摆布，时间第一次成为公共的、可计算的尺度，这本身也是罗马从城邦走向帝国在技术层面的缩影。
直到今天，我们仍在每年年初翻开新日历，而那一页页整齐的日期，源头竟可上溯到恺撒与索西琴尼的那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