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书与十九年
1085年1月1日，元丰七年十二月初三，司马光在洛阳的书局中放下了笔。
这部书他写了十九年。从治平三年（1066年）进献头八卷给宋英宗开始，到此刻全书编撰完毕，中间经历了英宗去世、神宗继位、王安石变法、司马光退居洛阳等一系列变故。书局从汴京搬到洛阳，助手有人病逝、有人被贬、有人离去，但这部书最终还是写完了。
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贯串了1362年的史事。
这就是《资治通鉴》。
从私修到官修
司马光最初写这部书，纯粹是个人行为。他觉得历代史书都仿照《史记》的纪传体，有个毛病：同一件事在不同人的传记里反复出现，造成重复；有时候为了节省篇幅，又把某些事件简略带过，放到某个人的传记里说，读者根本看不明白。而且从《史记》到北宋，正史卷帙浩繁，一个人一辈子也读不完，更别说理解了。
司马光在英宗朝代为皇帝讲书时，把自己编的从战国到秦二世时期的历代君臣事迹八卷进献英宗，起名《通志》。他在上疏中说：”凡关国家之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立知者，略依左传春秋体，为编年一书。”
英宗看后觉得不错，下令设立书局，让司马光继续编撰。但司马光说这活儿一个人干不了，于是英宗批准成立以司马光为总编修，刘恕、刘攽为同编修的书局。自此，《资治通鉴》由私修变成了官修。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去世，神宗继位。十月，司马光赴迩英殿进读此书，神宗认为”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还将自己当颍王时府邸的书籍三千四百零二卷提供给书局做参考。
书局的人
书局的编修人员除了司马光，先后还有刘恕、刘攽、范祖禹、司马康，以及后来的黄庭坚。
刘恕（1032-1078）是司马光最倚重的助手。他过目成诵，精研史学，在书局负责三国到南北朝部分以及五代史的长编。司马光遇到纷杂难治的史实，多交给刘恕处理，编书的通部义例、编次安排、断限等问题，都和他专门讨论过。司马光评价他”功力最多”。熙宁九年（1076年）冬，刘恕在从洛阳返家途中染了风寒，不久得了风湿，卧病在床仍然”苦学如故，少闲，辄修书，病亟乃止”。元丰元年（1078年），刘恕去世。
刘攽（1023-1089）负责汉史长编。他和哥哥刘敞齐名，学识渊博，被称为”墨庄三刘”之一。熙宁三年（1070年），因论新法不便以及考试开封举人时与同院官争执，被贬为泰州通判，离开了书局。
范祖禹（1041-1098）接替刘攽，负责唐史长编。刘恕回家奉养双亲、司马光也因反对变法出京后，范祖禹一度临时主持书局，但他年纪轻、资历浅，无力支撑。他给司马光写信求助，司马光向神宗请求把书局搬到洛阳。熙宁五年（1072年）正月，书局迁至洛阳，范祖禹随同前来，之后十几年一直在登封书局专心修书。
司马康（1050-1090）是司马光哥哥司马旦的儿子，因司马光无子被过继过来。元丰元年刘恕去世后，司马康正式进入书局做校对工作。书成之后，他和黄庭坚一起负责校订，因司马光病重，实际校订由黄庭坚一人完成，历时一年。
三道工序
司马光和刘恕设计了一套科学的编写程序，分三道：
第一道是编丛目，以年月日为顺序做史料索引，把所有史料按时间排列整理。第二道是编长编，即最详尽的编年史，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索引翻阅全部有关史料，逐条编写。第三道是定稿，在长编基础上删繁去冗、修辞润色。
丛目和长编由助手们承担，定稿由司马光本人完成。1362年的历史，各种史籍文风和语言差别很大，但经司马光一人统一修辞，读起来毫无杂糅之感。
采什么样的史料
《资治通鉴》不光取正史，还广泛援引杂史、小说、文集、笔记。引用的正史有十九部，另有国家档案中的皇帝《实录》和臣僚奏议，杂史三百余种。全书从总计六七千万字的史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
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是纪年问题。古代用政权年号纪年，有正统与非正统之争。司马光原本也想坚持正统论，但经刘恕劝说后放弃了，对各国不论”华夷仁暴，大小强弱”，一视同仁。二是春秋笔法。孔子修《春秋》时把非奉王命的政治军事行动删去，后代史学家多有模仿。司马光和刘恕达成共识：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不搞那套。
书成之后
《资治通鉴》完成后，刊刻之前由黄庭坚校订一年。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十四日，在司马光去世一个半月后，《资治通鉴》送杭州镂版。
这部书重新开了编年体史书的先河。之后有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续作。历代帝王臣子把它当作必读书，从中汲取从政之道。它和《史记》并称”史学双璧”。
司马光写这部书的初衷是给皇帝看的，希望皇帝以史为鉴。书名”资治通鉴”四个字，是宋神宗定的，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十九年，294卷，1362年。一个人的定稿，几个人的接力，一座从汴京搬到洛阳的书局。